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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近代著名书法家。
“严修的字体既不学‘柳’也不学‘王’，是规规矩矩的‘文人字’，现在书法界称他的书法特点为‘折卷派’，也就是公文写作中，文人写作最优秀的字体。”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崔锦介绍说，“严修是书法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除了书法俊逸潇洒、妩媚多姿外，更著名的是他对天津乃至全国教育的贡献，书法家与教育家集于一身更符合他的称谓。”
求字不收费 书法亦为朋
严修曾经居住的地方早已不复存在，但西北角文昌宫西面的严翰林胡同曾经让周围的住户感到无比骄傲。能与全国闻名的教育家做邻居，谁不高兴呢。
严修的书房布置得十分雅致，曾有文章这样描述这座典雅的院落：书斋设在正门内二进西偏院，名曰“枣香书画室”，以院中植有枣树二株得名。室内东壁置书柜，其旁陈设文房四宝，包括一些古砚、名墨。长屉内珍藏一些名家字画。西壁窗旁悬一挂钟，钟旁悬一副木刻楹联，上联曰“小鸟枝头亦朋友”，下联曰“落花水面皆文章”。前窗设书案，案头置台灯供夜读。后壁备简易寝具，供午休或夜寝。室后有小门，经甬道直通藏书丰富的藏书楼“旧罩棚”大厅。大厅上额悬横匾曰“十万卷楼”。就在这座小院，严修每日除有事外出或迎接来宾外，终日闭门书斋，偶尔提笔为人书写对联或泼墨作画，其余时间，自清晨至夕阳下山，手不释卷，而且他坚持每天记日记，生活十分规律。
作为当时的著名人士，许多人都以得到严修的墨宝为荣耀。严修也与其他职业的书法家不同，他始终以办教育为己任，从来没有想到过卖字挣钱。所以，他给人写字很少收取润笔费，即使收取润笔费也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两块钱。崔锦分析说，尽管严修位列四大书法家之名，但他的交往人士也是教育文化界人士居多，严修给他们写的字肯定不会当做牌匾悬挂在家门口；而商人多喜欢颜真卿、王羲之等名家字体，以壮门面，故此，众多商家铺户很少向严修求字。76岁的王守惇老先生回忆说，严修与自己的堂兄、天津著名的文人王守恂交往密切，当时严修给王家题写了不少对联，这些对联造句用词全部是严修自拟，从来不用现成句式。对联用词之工整，字体之优美，深得王家喜爱。
做官第一任 没赚反赔钱
严修23岁应顺天乡试，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击节赞赏，高中举人。转年赴京应会试，又中进士。1886年4月授翰林院编修，8月正式入都供职，随后又任会典馆评校官等职，35岁时被外派任贵州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
一省的学政在当时也算是个肥差，不要说大肆收取孝敬、为人高中“排忧解难”，就是笔下一松，也可以得到不少好处。过去按照贵州惯例，补禀生一名，需交上费、封印等费银10余两，贡生花费更多，贫寒之士有苦难言。严修到任后，明令革除：每到一地主持考试，力请府州降低供给，严禁随员、家人索要受贿。因此，当他任满还京时不仅未能因官致富，而且负债4000两银子。离黔之后，贵州学界为他立“去思碑”与“誓学碑”，称他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在贵州时，严修到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当地文化教育情况，针对学用脱节、言行不一等“方今士习之蔽”，颁发劝学告示，提出“敦品励学，讲求实用”，并以此作为选科取士的标准。考试时一改旧规，考题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考算学。优贡、拔贡的考选，不但进行笔答，他还亲自面试，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品德。同时，大胆变通书院旧法，仿照经世学堂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青年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学外，增设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和英文，使之成为晚清贵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
不愿再为官 回家办学校
严范孙在学政任上深切感受到了封建科举的弊端，尤其《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深感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就是一句空话。1897年10月19日，他酝酿多日的《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上奏。梁启超称这篇奏折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1898年4月，严修倡设“经济特科”为封建顽固派所不悦，翰林院职务被免去，仅留编修虚衔。于是他便以“请假”为名回到天津，严修以其家私塾为基地，推进“西学”的传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严范孙毅然站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同时千方百计发展地方教育。为了“教育救国”，1902年、190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1902年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兴办新式教育。这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同时，他又扩大原设的两斋塾学，改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这是天津正式小学之始。
1903年，严修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3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他还成立了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1904年8月，严修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即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
1905年，严修将天津校士馆改为天津初级学堂，为天津、河间培养小学堂师资。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东北等地学生，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造就师资。仅1906年上半年，直隶各学堂学生就已达86652人。
启蒙新教育 全国广劝学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正式行政机关，严修为右侍郎。严修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起草请颁“教育宗旨”的奏折，正式提出了“全国之人，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主张，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即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等内容。他还参照自己在直隶的经验，把劝学所向全国推行，并公布了《教育会章程》。
严修对天津新式教育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与促进作用。对于全国教育界的影响，不能用建立一两所学校的数量来衡量。崔锦告诉记者：“严修影响了全国教育界，许多外地教育界人士经常与他通信交流，恳请提出意见。即使当时的各地政要，像曾任江西督军的李纯也经常写信向严修请教。”
开除请假生 收到抗议信
记者在崔锦处看到了很多严修的来往书信。一张张通信信纸，记载了当年各地人士向严修请教的盛况，其中还有日本学者。一封特殊的来信，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京畿第一初级师范学堂被开除的学生向严修“讨还”公道的抗议信！
写这封匿名抗议信的学生没有署名，仅以“某”来代替自己的姓名。开头这名学生先举了一番道理：曾经听先生(严修)说君子待人以理不以气，以德不以威，以宽恕不以苛刻，以仁慈不以忍狠。但先生为什么却要让孟监督将我开除呢？
原来，这是一个因为经常旷课被开除的学生写来的。这名学生在信中为自己的旷课提出了辩解。他说：“我不来上课是早就请了假的，虽然与旷课一样没有上课，但性质是不一样的。现在学校不考虑当时我请假的事实，却只提严肃学校纪律，这样太不通情达理了。这样不清不白地被开除，我的脸面也没了。希望学校考虑事实，不要开除我。”
在四张信纸内，这名学生谈古论今，极尽能言善辩之能事，但最后有没有打动严修的心，就不得而知。“我的收藏中，没有严修提及此事的信件，因此最终的结果也不清楚。”崔锦告诉记者。
资助周恩来 四年如一日
1920年1月，在南开中学求学的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曹推脱不见，并逮捕了周恩来等人。5个多月后，周恩来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带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
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些对待学生的不同态度上，严修有不同的做法。而周恩来当年“闯的祸”，要比那位不知名的“某”生大得多。（严范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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