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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北梆子艺术家———刘俊英
“人因桂喜顾瞻韩，一揭帘幕万人看，如此身材真矫健，分明彩凤九霄抟。”这是赞颂梆子名伶韩桂喜的诗句，可见当年戏迷们是何等推崇河北梆子，又是何等喜爱河北梆子的艺人。在如今戏曲要靠振兴的时代里，当我们回首那曾经万人空巷的场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感伤……
山陕“传来”河北梆子
在采访之前，记者对河北梆子的了解仅仅局限于知道，河北梆子是从山陕梆子逐渐演变而来，到清道光年间天津城乡已出现河北梆子的演出活动，当时称为“秦腔大戏”。采访之前，记者还并不知道，天津戏曲舞台上河北梆子曾经风靡一时，就连京剧都相形见绌。采访之后，记者不仅记住了几个名伶的名字，除了何景云(何达子)、魏联开(元元红)、小香水、金钢钻，记者还知道了河北梆子“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
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甄光俊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对河北梆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告诉记者，河北梆子在天津初兴时期，正值鸦片战争过后，许多农民破产。这些人生活贫困悲苦，心中愤懑；而兴起于民间的河北梆子，运用夸张的表演，粗犷的造型，激昂慷慨的音乐、唱腔，刚劲的舞蹈，繁难的技巧，独特的脸谱，淳朴易懂的语言，活生生地表现富于反抗精神的通俗故事，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
河北梆子舞台上剧目繁多，内容广泛，有以历史演义为题材的，有反映古代妇女生活的，有表现宫廷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有表现农村生活风貌的，更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常见于舞台的剧目有五六百出之多，许多戏班能连演数十天，剧目不重复。
台上激战台下过瘾
甄光俊告诉记者，早年间河北梆子的艺人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确定的。“当时讲究通力合作，不仅主角大都身怀绝技，就连一般的配角也多是训练有素的高手。”他说，河北梆子来自民间，河北梆子的艺人也均出自底层社会。“他们出身于贫穷人家，自幼学戏，就是为了出人头地，甚至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在没有超人的技艺很难搭班的年代里，他们必须博学强记，拼命钻研。所以许多人都文武兼擅、生旦诸行无所不精。”
河北梆子可以说每戏必有技，如老生行当的髯口、甩发、翅子、马鞭、罗帽；小生行当的翎子、水袖、发绺子、扇子；花脸行当的耍牙、耍蛤蟆；花旦行当的耍手绢、走花梆子；青衣行当的耍耳坠、水袖；武生行当的耍叉、耍棍、耍刀；武旦行当的打出手；武丑行当的攀栏杆；各种行当在台上所使用的小道具，甚至演员的面部器官(口、眼、鼻、腮等)，无一不能演出种种特技来。而且，许多艺人来自农村，从小练习武术，加入戏班后，他们把一些武功技巧运用到武戏表演中，干脆真刀真枪上台表演。一时间，戏台上，战得激烈；戏台下，看得过瘾。河北梆子这独具特色的武戏风格也成为戏迷们津津乐道的一部分。
1878年春天，梆子名角谢宝林在东门外天后宫旁一座人称“大楼”的茶楼演出《破洪州》。刚一出台，台下的欢呼即如山呼海啸。然后每有蹬式、亮相，即可引来叫好声一片。台上艺人格外来神，不惜力气。看戏的人越聚越多，忽然东北角轰隆一声，没容人们扭头察看，一家铺房即已栋折墙崩，檐下是卖煎饺子的摊贩，桌面上的碗盘尽成齑粉。不少围观的群众也被砸得头破血流。台上演出并未停止，大多数人受到戏的吸引，对发生的事件竟也无动于衷。一位身临其境的看客归家后记述当时的情景，认为“这是在十多年来未有之伟观。”
当年何达子演《南北合》，跪城时将三尺长的发绺子直立头顶，然后轻轻飘落下来，一丝不乱；他演《四郎探母》，过关时颈插令箭、腰挎宝剑走“大吊毛”有三尺余高。“这些还算不上高难度的表演，但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对此，甄光俊颇为惋惜。
梆子红火女角增多
河北梆子在天津越来越红火，在社会上颇有号召力，一度连京剧都望尘莫及。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加入到这个行业。
“由于男女艺人的生理条件不同，所以必然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改革，从而丰富了河北梆子的形式及内容。”甄光俊介绍，女艺人继承了何达子、魏联升等前人的意志，探索河北梆子声腔、宾白、表演、化妆等方面的出新，尤以声腔、音乐变革最为活跃，使旦行迅疾发展起来。女艺人代表人物“金钢钻”首唱脍炙人口的《悲调二六板》、《反梆子》等本剧种前所未有的新板腔，《大慢板》、《哭相思》、《十三咳》等原有板式的丰富、改造，也都出现在这个阶段。
女艺人大都能充分发挥女性声音脆亮、圆润、清晰的有利条件，使声腔更加委婉、美妙、雄中藏秀。女艺人的身段、步法、指法，赋于女性的自然、轻盈、柔美，化妆也较男性扮演女性细腻，女性独有的妩媚为整个舞台都增添了美感。
到1900年前后，河北梆子的女艺人在天津享名者已为数众多，如杨翠喜、王克琴、姜巧茹、杜云卿……女艺人享盛名、获大利，直接影响并带动了由于天灾人祸造成走投无路的人家，也将女儿送进戏班投师。连济南、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的一些女子也到天津学演河北梆子。
天津名角唱响京沪
女艺人的崛起，促成河北梆子在大江南北的传播。河北梆子女艺人在天津唱红后，外地纷纷来津邀角，北京、上海、河北、东北、江苏、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都留下了天津河北梆子女艺人的足迹。光绪末年，奉天所有戏园几乎都被河北梆子女艺人占据。1914年，女艺人“金钢钻”领衔演出于上海十六铺新舞台，连演二十余日，看客始终拥挤不动，当地观众一再挽留续期。同年，女艺人小香水应邀到沪，主演于天声园，小香水走后，上海有人在报上著文称“小香水走后，天声园也绝响”。
民国元年(1912)，北京文明茶园股东俞振庭破例邀约天津的河北梆子女艺人进京献艺，从此，一批又一批的天津河北梆子女艺人登上北京的戏曲舞台。不仅冲击了称雄于京华的皮黄，同时也冲击了与京剧对峙的老派梆子。民国六年(1917)出版的《民权素》所刊“燕都梨影”一文，记述1914和1915年天津河北梆子女艺人在北京演戏情况：“刘喜奎、小香水、小月英、赵紫云、李小来等大名鼎鼎女艺人，联袂入京，炫妍斗美，以博时誉，致使男伶几无伸足之地。虽以谭鑫培之老气苍凉，犹不敌刘喜奎之美目一盼。1918年，《顺天时报》主持选举伶界大王，梆子女艺人刘喜奎所得票数比京剧梅兰芳还多574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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