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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北伐军进军天津，并坚持斗争3个月，这在天津历史上是罕见的，致使地方官绅惊呼“津门安稳日，四海起群邪”。
面对这一形势，清政府一面调遣大批军队围剿堵截，一面加强对天津百姓的镇压。天津地方当局下令，“一切来往船只，加意盘诘”、“如遇饥民到境，即资遣回籍”；地方官绅通过组织团练，并“令城关铺户居民，按户各出一丁，协同兵勇昼夜巡防”，对天津百姓 加强控制和利用。但是，久受清政府统治、剥削和欺骗的天津地区百姓，仍然有的参加到太平军战斗行列；有的为太平军充当向导、探听情报；有的为太平军觅购物资；有的向太平军供售食品，对这支农民起义军表示同情和支持。
运送食物百姓提供生命线
当太平军进入天津地区时，有人在城内准备响应。清政府视这些人为“汉奸”，严厉镇压。1853年10月28日至30日，地方当局曾“拿汉奸十余名，在城隍庙杀之”。“贼之汉奸隐伏于津邑不少。二十八日，捉一放火之女奸细，又在北仓捉一放火之小秃子”。
太平军在静海、独流据守阶段，天津地区百姓不顾清军严密封锁，冒险向太平军提供食物。当时清政府的报告，“静海西边，有人运卖粮草猪鸡等物”；附近地区百姓售卖食物，“亦准保其必无”、“有大胆无知愚民，暗绕到贼营，卖菜卖点心者”经常出现。当太平军撤出时，“尚存恩立斋细果子若干”。有一位名叫刘永的天津人，曾多次在天津城内，与十数家铺户联系，购买各种食物，暗中输送到静海、独流的太平军营中。
腰围硝磺白发老汉当采办
太平军战斗需要的火药缺乏，一位熟悉情况的太平军新战士、59岁的汉沟人石宝山，经联系与另一位天津人王平一起，到北仓老爷庙后头，一个叫吕大的家中，买了价值7吊钱的硝磺。3天后，他又带领5名太平军战士潜出，买了20多吊钱硝磺，各用细口袋围在腰里运回独流木城。另一位太平军战士、天津人邢海山随太平军进入杨柳青，同“财主”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曾秘密进入天津、北京侦察敌情，后在北京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当时，太平军派出许多人，改扮各种身份，“混迹往来，探听军情”，说明太平军是在周围地区群众的掩护支持下，进行活动的。
天津地区百姓支援太平军，是因为太平军还严格执行纪律，在独流，有“犯淫条者杀之，手拖首级以徇众焉”。正是如此，太平军能够在清政府统治较严密、反动宣传较厉害的天津地区，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援，这也是太平军在静海、独流能坚持长时间斗争的重要原因。自发斗争天津百姓援北伐
太平军在天津地区同清军长时期的武装对垒，激励着周围地区百姓的自发斗争。而百姓打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斗争，也是对太平军的有力支援。在青县、沧州、交河、盐山、文安、霸县、通州等地，便屡有斗争事件发生。
在清政府官员的奏报、禀帖中，对百姓的反抗诬为“土匪”、“枭匪”、“奸民”、“盗贼”，其实他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殷实之家的地主豪绅、控制盐店的封建官府。在天津地区，据1854年1月24日直隶总督桂良奏报，天津、河间二府，“自逆匪入直以来，非特蹂躏之区，土匪乘机肆抢，其附近地方亦有奸民闻风攘夺”。在宁河，“粤匪犯津，海防吃紧”，“嗣大股果匪塘儿沽一带肆掠”。就是僧格林沁大营所在地王庆坨，也发生张永等人“聚众持械”、强分富家粮食的事件，僧格林沁上奏讲，这是由于“逆氛逼近之区，无赖之徒未免心萌乘机妄为之念”。他不得不分出兵勇去追拿镇压。由此也可见太平军和天津地区百姓的斗争常使清军首尾难以相顾。
虽然这些自发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太平军又处在坚守防御的被动地位，难以进行组织和联络，没能形成一股共同力量。但他们冲击着封建统治秩序，分散着清政府的兵力，起到了与太平军互相鼓舞、互相支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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