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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为提高天津文化品位而做出巨大贡献的学人、贤达和名宦者为数不少，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者，当数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毫不夸张地说，严复是提高近代天津文化品位的第一巨人。
早在1880年，年仅28岁的严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不到一年，就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调至天津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90年升任总办(校长)，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之前，为了避难才无可奈何地移居上海，他在天津生活、培育新人和传播西方进步学说长达20年之久。
严复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锲而不舍地向西方追求真理以救国救民，并为此而奋斗终生。他是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公认的近代中国的伟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教育家。他倾注毕生心血，殚精竭虑地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名著，以启迪国人奋起救亡图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他备受刺激，于是他奋起致力于译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以启迪国人；把译著西方名著作为救国救民的武器。他一生翻译了8部人文社会科学名著，被誉为严译八大名著。特别值得骄傲的是：严复最辉煌的年代是在天津度过的。他的八大名著中有六部是在天津脱稿，或在天津酝酿与动笔的：1895年译出《天演论》，1897年开始翻译《原富》，并于1900年脱稿，1899年开始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次年脱稿；但因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此稿一度丢失。1900年春，他接受江南道员蒯光典的建议，开始翻译穆勒的《名学》(名学即逻辑学，可惜仅译出半部)。严复于1908年回到天津时，仅用两个月的时间译出《名学浅说》。这些名著在天津译出，使天津成为系统传播西方进步学说与文化的基地，不但是天津的荣誉，还广泛普及了天津的近代文化知识和理论，提高了天津近代文明的程度。
严复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在20世纪初期，甚至30年代以前，在中国和亚洲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名著的内容大都艰深难懂。连严复也很自信地说：“我译出的很难翻译的书，恐怕在我译后的30年以内，是没有人能译出来的。”的确，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博得中外学界和政治家的极高评价。就连康有为也盛赞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英国学者称赞严复的译著，在当时的东亚是无人可比的。
特别是严复在天津执教西学20年，维新运动期间还创办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国闻报》，并系统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学说名著，使天津成为北方的传播西学和造就近代人才的基地，大大提高了天津近代文化的品位。(陈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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