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守惇老人(左)和陈乃裕老人故地重游(大沽路133号院内)
王守惇老人至今仍收藏着当年的广播稿
王守惇等人当年阅读的进步报刊
从1月15日下午一直到转天黎明，距天津解放不到4个小时，两个年轻的声音在全市上空回响，穿透黑夜的宁静，为天津人民送上新生活的佳音……
两张发黄的宣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字，醒目的标题，显示出这两张纸的珍贵和不同凡响。这两张宣纸就是记载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入城约法八章》的全部广播稿，1月15日天津解放不到4个小时，所有的广播电台还没有恢复播音，我党两位年轻的地下工作者，就是用这份广播稿，向全市广播我军的入城政策。两个年轻的声音在全市上空回响，穿透黑夜的宁静，为天津人民送上新生活的佳音。
如今，当年的两位年轻人都已年过古稀，岁月的皱纹刻在脸上，平凡的外表、慈祥的面容、从容的举止，给人的印象再普通不过。然而，就是这两位老人，为天津的解放播出了报喜的第一声。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抄完了全部广播稿
这两位老人一位是王守惇，一位是陈乃裕，就是他们反反复复广播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在人们惊魂未定时，及时宣告了我军政策，安定了民心。王守惇老人介绍，天津解放前，上级给他下达了抄录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的任务，以便向市民印发传单和将来广播之用。
1948年12月24日，城外解放军的炮声敲响了守城敌军的丧钟，城内守军人心惶惶，一些百姓对即将到来的战事也是忐忑不安。傍晚，王守惇迈着轻松的脚步走进家门(今南京路82号)，在外人眼中，这座气派的公馆是有钱人的住处，王守惇也像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他背后的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中午时分，工友将一封洋行信函交到王守惇手中，他知道，上级又布置任务了。读完信件，王守惇习惯地将它付之一炬，心里盘算起如何尽快完成任务。
回到家的王守惇和父母打了声招呼，转身进了地下室，开始“练习”书法。写了一会儿字，王守惇打开放在书桌一角的收音机，“漫无目的”地听起音乐来，为了缓解练字的疲劳，他在屋里转了几圈，从门口处移过时，稍微放慢了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门边靠了靠。经过一番侦察，确认没有人在外偷听，王守惇快速将收音频道移到一个特殊的位置，调小音量，很快一个甜美的声音传了出来：“这里是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入城约法八章》。”随着女播音员的念白，王守惇飞快地记下每一个字，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就在记录时，心疼儿子的妈妈前来敲门了，王守惇赶忙调台，然后若无其事地打开门，随妈妈上楼吃饭。转天傍晚，王守惇又来到哥哥王守忱的住处(今河南路60号)，“可巧”哥哥不在家。晚上8点多，等候多时的王守惇离开了。王守惇老人说，在哥哥家，他已将全部广播稿记录完了。
连夜赶印5000份我们把传单送遍全市
王守惇刚一进家，就有人说话：“守惇，你去哪儿了？我们等你半天了。”原来是王左和邹德文两位同志来了。寒暄了几句，几位老同学跑进地下室“研习”起书法来。
王守惇老人从一个发旧的信封中拿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一部老式油印机说，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就用这部机器，赶印出5000份《入城约法八章》的传单，现在这部机器我已捐给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解放前，油印机不是随便拥有的，私藏油印机如果被发现，会被当做共产党抓起来。
12月26日的天津城内到处兵荒马乱，王守惇、陈乃裕、吴生三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大街上。陈乃裕和吴生是王守惇发展的民青(现共青团)成员，早晨一听王守惇招呼，很快赶到接头处。王守惇说，按照民青领导的布置，我们要尽快把传单投寄到天津城内的各个单位，一方面安抚普通的市民，一方面警告作恶的敌人。当时我们三个人各有分工，我负责携带装着传单的信件，陈乃裕负责将信件投入信箱，大个子吴生负责在后面掩护，如果我和陈乃裕被特务或警察发现，吴生就从后面骑车撞过去制造车祸，趁机掩护我们逃跑。就这样，在几天的时间，全市许多单位都收到了传单，安抚了好人，震慑了敌人。
两天后，“浙江中学”(现天津市邮电学校校址)校长王守钢前来拜访堂叔王简勋(王守惇的父亲)，见到在家无事可干的王守惇，有意无意地问道：“这两天有人给我寄共产党的传单，你看这事怎么办？”王守惇说：“我的身份当时虽然外人不了解，但比较近的亲戚心里都隐约猜到了一点，这位堂兄也是向我探探口气。由于还没有到公布身份的时候，所以当时我就含糊地搪塞过去，只是告诉他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让他不必担心。”
冒险表明身份我把他吓坏了
解放前夕，王守惇老人的秘密一直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即使是他的上级，也不知道王守惇的这个秘密。“我是双重地下党，一方面受民青领导，一方面受华北局社会部(解放后成为公安局一处)领导，但两方面的工作我都要做，却不能将这个身份让另一方面知道，这就是纪律。”王守惇老人说。
民青交给王守惇的任务完成后，社会部的领导又给了王守惇新的指示：尽快掌握一座广播电台，准备天津解放后对全市广播《入城约法八章》。此前，王守惇早在暗中物色好了目标，王守惇说：“现在湖北路27号的艺术研究所，当时是‘警备区司令部军声电台’。虽然蓝底白字喷漆的大牌子挺唬人，但通过调查，发现它不过是借敌司令部名义开办的民营电台，开办电台的聂贺元是个比较开明的商人，他的大儿子聂家驹负责电台的技术，这一情况还是陈乃裕通过聂家驹的弟弟聂家骥打听来的。我和陈乃裕一开始以找同学的名义到聂家，一来二去和聂贺元一家混熟了，即使电台(占用聂家车库改建)也能随便出入。”
摸清聂家情况后，王守惇准备发展聂家骥加入民青，突然上级发来预警暗号，要求他停止接近聂家，并通知王守惇，聂家驹有可能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得到这个消息，我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聂家驹真的是三青团成员，我们这条线上的人可就全部暴露了。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并没有人暴露，也没有发现可疑人盯梢，组织上这才放心。在接到通知后，我冒着暴露的危险找到聂家驹，向他表明了身份和来意，那一天是1月12日。”
已经停业好几天的聂家驹见到小兄弟前来，开始还非常高兴，当听王守惇说完来意后，汗珠从额头上淌了下来，手不停地哆嗦。王守惇说，“我的表态确实把他吓坏了，那会儿正是决战当头，国民党在市内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在这个时候敢表明为共产党工作，被抓住肯定必死无疑。经过我一番开导，聂家驹终于同意到时候一定给我们提供方便，我这才离开。”
大沽路133号院内我们两人播的入城布告
1月15日下午，解放军的部队攻入天津城区，大范围的战斗基本停止。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在家中待命的王守惇一把抄起电话，“喂，是表弟吗，我们的唱片找到了，可以播放。”简短的几句暗语，通知王守惇马上用电台广播。没有耽搁，王守惇用同样的暗语通知了陈乃裕，不到10分钟，两个人同时到达了军声电台。
就在王守惇、陈乃裕两人认为大功告成之际，原本一口应承的聂家驹却吃起“后悔药”，“我的电台功率太小，广播范围不够，你们看能不能换个电台？”聂家驹问。听完这句话，王守惇和陈乃裕气坏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临阵变卦。不过两人又一想，在战斗还没最后结束的情况下，聂家驹怕国民党兵回来报复，也不能怪他。于是问道：“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尽快广播出去就行。”
王守惇老人说，聂家驹实际上已经找好了广播的地方，一个是“中行电台”(现大沽路133号院内)，一个是“华声电台”(原建设路东方饭店店址)。最后，聂家驹打电话通知那两个电台留守的人，以三台联播的形式对全市广播。“我和陈乃裕拿着广播稿，跑到中行电台，请那里的留守师傅打开机器就开始广播。当时，我用近似标准的北京话广播，陈乃裕用广东话广播，中间还穿插播放《兄妹开荒》的唱片与广东音乐。从15日下午一直到转天黎明，我们俩反复播送了《入城约法八章》，回到家之后，口干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当时广播稿能够及时播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战斗期间，电台所在的租界始终没有停电，这也使得广播能够顺利进行。”
相关专题：魅力天津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