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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买办生财有道
通商口岸的城市环境为许多地位卑贱的无名之辈提供了发财的绝好机会，从这些依靠洋人发家的买办身上，可以看到许多白手起家、在不长的时期内由贫贱变为富贵的暴发户式的典型。
据刘海岩介绍，买办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洋行的收入，另一部分则是他自己的投资和经营。来自洋行的收入主要包括洋行每月数百元的贴费(也称薪金)、“吃行市”的盈余、华账房的存款利息、代洋账房办理其他业务的佣金，最主要的是买卖货物的佣金等。
年薪超过千两银抽取佣金钱路多
早在19世纪70年代，怡和洋行每年支付给唐茂枝及其雇员的薪水是1800两，再加300两租房的费用。同一时期，旗昌洋行支付给刘森的年薪是1200两，房屋租金和雇员的工资另外支付。
薪水其实并非买办的主要收入，买办从洋行得到的一项主要收入是佣金。19世纪60年代，天津的买办为洋行每做成一笔生意，可以抽取佣金1%，每销售一箱鸦片可以得到5两银子，另外还可以从客运或委托货运的华商那里获得2%的佣金。旗昌洋行买办刘森1862年全年的薪水和佣金收入为4616.8两。出口业务比进口复杂，佣金也较进口高，一般为2%，有时还可以得到双份佣金。有的洋行则规定在利润允许的情况下，进口业务支付1.5%—2%不等的佣金。雍剑秋在清末民初充当德国洋行买办，仅从经营军火生意获得的佣金就达600万。如果是买办介绍的生意，洋行还要支付1%的佣金。外国银行的佣金要高，一般为5%。华账房每年的佣金收入，少则数万元，多则十余万乃至数十万元。
挪用资金造假账大搞投机吃行市
买办主要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利用商业中间人的特殊地位，采取种种合法或非法手段的索取。另外，有的买办还利用管理洋行资金的权利贷款获利，挪用资金用于自己的生意，假造报价单欺骗洋行的洋经理等等。
由于他们既是洋行的买办，又是经纪人，同时还允许他们以私人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在从事私人交易时，这三种角色常常会使得他们能得到比一般商人大得多的收益。梁炎卿在怡和洋行担任的就是这样一种角色。由于他毕生以洋行的事业为第一，对洋人俯首听命始终如一，甚得洋人的信任，因而一直控制着怡和洋行华账房的大权，在为洋人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大发其财，成为显赫的“买办首富”。
自己并不经营工商业的梁炎卿凭借怡和的实力和特权，会找到许多发财的机会。例如“吃行市”，即华账房凭借其实力和条件，先将某种货物买下存库，存储一段时间，待市场或洋行迫切需要的时候再行卖出，从中赚取厚利。此外，对船上买办舞弊行为的默许也必然会带来金钱的报答，以及收受客户的“使费”、将预收运费以高利贷出借等等，都是买办发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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