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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8月15日，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率津道、府、县有关官员前往八国联军的都统衙门办理交接手续，收回天津管理权。此后，袁世凯为了整饬津埠社会治安，配合清政府推行“新政”开始了一系列改良试验，替代天津府县旧监狱的新式监狱———天津习艺所由此创立，第一次打开中国近代监狱的大门。
派员国外考察监狱改革起步
中国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监狱学会分会秘书长吴中跃介绍说，袁世凯上任之初，派遣天津知府凌福彭、天津法政专科学校蔡振洛等人前往日本考察狱政设施。这些人历时半年，先后参观考察了日本的东京、士谷等地监狱，回国后将调查情况从沿革、法律、建筑、经费等四个方面加以具体介绍，同时对日本监狱的十字形、扇面形、工字形等建筑结构形式加以肯定，提出保定、天津可参酌而行。而且还认为：“方今各国环峙，非修内政无以定外交。内政之要，首在刑律，监狱一日不改，则刑律一日不能修。”
此报告使袁世凯再次意识到改良监狱与修订法律、稳定内政外交的重要关系，于是札饬天津道会同南北段巡警局商议办理。直隶省主管行政和司法的布政按察两司也受命详议有关筹办习艺所事宜。随后，袁世凯发动社会各商贾财团及社会名流募捐并强征捐税，筹措银两，同时又划拨城郊外(现红桥区芥园道58号)操兵练武的校军场作为建筑习艺所的基地。1903年5月12日天津习艺所工程动工，次年6月竣工，由天津府县监狱拨数百名罪犯调所习艺，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兼任首任总办，南段巡警总办赵秉钧、日本籍法学家总稽查村田宜宽等人为该所办事官，并任命了典狱长、会计警戒、教诲、医务、看守等官吏。所内设皮毛、制衣、木器、地毯等7所作业工厂；制定从收所习艺到教诲作业和狱政管理、平日生活起居考核、生产劳作考核以及所内狱政官吏看守制度等管理规则，事事俱细，无一遗漏。
罪犯停止流放强制劳动改过
吴中跃介绍说，清代后期全国各地的监狱人满为患，由于流放充军这一刑罚依然沿用，看押发配犯人的差役都不把犯人的充军当做惩罚，而把看押犯人发配边疆看成是对自己的“惩罚”，所以看管起来十分松懈，经常发生犯人逃跑的事件，而逃跑的犯人很少能被抓回，以至于“罪人威胁”聚众骚乱时有发生，令官府十分头疼。
天津习艺所的建立，使犯罪的人不必再到边远的地方充军流放，而是在本地的监狱中服刑，在有一定期限的强制劳动中忏悔罪过，改过自新。按照清朝刑部批准的罪犯习艺所收押范围和年限规定：徒犯不再发配，一律收所习艺，按徒罪年限责令工作，限满释放；遣、军、流罪各犯如系强盗、抢夺、会匪、棍徒等仍照定例发配，遣、军者到配所加监禁10年，流罪者5年，“候监禁限满，概行收所习艺，皆令身带重镣，充当折磨苦工，遣、军以二十年为限，流犯以十年为限。”
改进监狱设施兼备习艺教诲
作为新建的监狱，天津习艺所在建设之初就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制度。据《天津罪犯习艺所章程》11条罗列的30项内容，就有不少监房、设备等的改良规定。监狱建筑结构要求改变旧狱破裂残缺、地沟淤塞、房舍潮湿、腥秽逼人、疾疫丛生的状况，要符合管理、卫生、教育之方，“庶足以示威仪而严防范”。每监要修筑墙壁以防囚犯交往和逃亡；工场要区别不同监狱及成人、未成人囚犯劳作的强度和工种；监房和工场必须阳光映射、空气流通，以合卫生防疫、易于防救水火风雨等非常灾害为要。
吴中跃拿着一幅1905年的天津习艺所的示意图向记者讲解，当年习艺所的建筑形式仿日本监狱的模式建造，以便于监视管束，各个制高点均为守卫和狱方管理者的位置，建筑布局大体有扇面形、十字形、一字形、方块形、工字形等。1904年，基本完工的习艺所内部建筑有：教诲室、医务室、会议室、办公事务室、监禁室、炊事房、传染病隔离室、接见所、食堂、浴室、体育场以及小学校、工场、仓库、工艺品陈列室、工长住房、看守官宿舍、看守兵住房等等，—应俱全。
规定讲究文明刑罚不再血腥
习艺所成立后，为了改变老监狱虐待犯人的弊病，所内对囚犯制定了一定的奖惩措施，以使管理行为趋于规范。
吴中跃告诉记者，习艺所对那些能谨守规则、努力作业，而且自知悔改的，发与赏牌，得赏牌三次的犯人，可酌减监禁年限。如果触犯监规制度，则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其方式主要有：罚站，不超过2小时，罚毕照常工作；做苦工，不得超过2个月；减食粮，每月减1／3或1／2，但不得超过—个月；入暗室，闷坐不给卧具且要减食，不得超过5昼夜。凡处罚囚犯时由医官检查，不准伤害身体。有逃走嫌疑者加戴锁镣，若越狱即行枪毙。这些处罚与老监狱的种种酷刑相比，无疑“文明”了许多。所以，天津习艺所内很难找到一些酷刑的刑具如老虎凳、夹棍等等。
不过，吴中跃向记者介绍了天津习艺所一件全国仅有的死刑刑具———绞架。别看这个绞架仅有1米来高，但执行死刑时却显出了极大的威力。行刑时，犯人的四肢被绑在绞架上，头被拉起抵住绞架的上沿，然后用皮条勒住脖子，行刑的人从犯人背后用棍子将皮条拧成麻花，使犯人喘不过气，然后给犯人套上席桶并贴上封条，转天来检查一下看犯人有没有死去，如果没死，就再紧几扣，直到第三天才让犯人死去。这样的刑具在标榜文明的天津习艺所内，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天津习艺所的创办将命盗杀案的军、遣、流、徒各罪犯收所习艺，不致再赭衣塞道流放边疆塞外，“使拘执足启悔心，执业足供所食，收犯皆有定所”，开创了清王朝狱政改良之先河。1904年7月31日《大公报》认为，“游情感知工艺，顽梗化为善良，野无游民，路不拾遗，皆以是为始基矣”；《教育杂志》刊文说：“中国数百年积弊，比其改良之起点乎!”应当说天津习艺所的开创是中国监狱史上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标志着中国监狱近代化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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