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的《大公报》社址旧影
今日的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就是当年《大公报》社址
1900年的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两年后的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公元纪年是1902年。
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是一栋砖混结构，日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这里就是《 大公报》1906年之后在天津的社址。历经了百年岁月的小楼，在天津市政府的保护下依旧完好如初，如同《大公报》的精神一样永恒传承。
2002年的6月，《大公报》百年庆典之际，总编辑杨祖坤站在这座建筑之前，激动地说：“我们来天津寻根。”这条根牵动着《大公报》人整整百年对故乡眷恋的感情。
“《大公报》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华文报纸，能坚持百年，是天津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创新的思想观念为她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大公报》天津记者站站长刘现云告诉记者。穿越光阴，让我们一同回眸《大公报》敢为报业之先的风范……
揭露时弊批歪风知无不言大公报
1902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就在这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清末十年，成了传媒先驱们广泛办报的活跃期，《大公报》只是众多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
著名慈善家英敛之先生，“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满怀文章报国之志，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创刊之际，报头上还有法文“L'IMPARTIAL”的字样，意为“公正无私”，这也是英氏创办《大公报》的初衷。
35岁的英敛之政治上属于改革派，在创刊号上，他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英敛之解释说：“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换句话说，“大公报”应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在天津法租界，英敛之择取1902年6月17日将《大公报》推上市场，而且第一天便业绩不俗，竟一举销售3800份，打响了她在天津新闻界的第一炮。
创刊初期的《大公报》，竖版式直排，每日出8页16面，除报头、广告占3面之外，刊登上谕电传、中外近事、宫门邸抄、路透电报、时事要闻、论说、译件、附件等。《大公报》国内大中城市的代表处有65个，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一时间，天津《大公报》成为华北最引人注目的报纸。
英敛之以“敢言”著称，创刊便大胆议政，对官场怪状和社会风气揭露鞭挞，毫不留情，除了皇帝，英敛之鞭挞一切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和暴发户。《大公报》创刊第2天，英敛之宣布，遵循西方报业公例，奉行“知无不言”；第5天，英敛之发表长文，全面否定太后听政，呼吁还权于光绪。英敛之此举，就连《大公报》第2代领袖胡政之都认为是不顾性命，“大胆已极！”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的《大公报》，宣布“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决心办一张言论独立、以“文人论政”的方式，为这张民营报纸开出一条新路。
不畏权贵不折腰笔耕不辍大公报
早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言论中便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感。从1905年的抵制美货到1915年抨击日本强迫中国接受的《二十一条》，直至坚决反对段祺瑞内阁发动满蒙五路对日条款。
据《大公报》天津记者站站长刘现云介绍，1905年，爆发了持续8个月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命令亚洲舰队集结广州，做出攻击姿态，迫使清朝下令尽力平息运动。袁世凯率先响应，下令查禁反美报刊，导致中国历史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功亏一篑。
所有人都低下头颅，惟有英敛之还昂着，他依然拒绝刊登美国广告，公开与袁世凯为敌。袁世凯是直隶总督，总督府设在天津，他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为罪名，禁止邮寄《大公报》，但《大公报》在法租界，袁世凯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其间袁世凯曾希望与英敛之交好，但英敛之不为所动，与这位炙手可热的权臣整整顶着干了10年。
最快报道“九一八”共赴国难大公报
《大公报》在出版过程中，曾先后有津、沪、汉、渝、港、桂各版，最多时，在全国四地同时出版报纸，发行量达20万份，是为全国之最。在整个抗战中，《大公报》六迁其社，绝不在日寇铁蹄下出版一天。
1931年9月10日，天津《大公报》批评日本内阁，说“中村事件”尚未查明，盛传日本用兵。18日下午，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悉：“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汪松年没回旅馆，而是守候在路局。19日凌晨1点，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真的开火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汪松年立即打电话给张季鸾总编，张季鸾临时在要闻版补进这条震惊中外的最新消息。日军进攻沈阳后，立即切断一切联络，使国内其他报纸均未获悉，汪松年的口述新闻也就成了“九一八”的最早报道。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京南苑，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中将阵亡。由于交通断绝，天津《大公报》发行范围缩小到市内。上海《大公报》随即发表声明，假如天津政府被日军或汉奸机关取代，天津《大公报》将自动停刊，等待国家恢复合法统治。天津《大公报》苦撑了4天之后，天津落入敌手。胡政之和张季鸾悲愤交加，相继坐镇上海，继续声援抗战。
《大公报》百年所经历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中，以抗日期间的表现最为突出。为了共赴国难，《大公报》5次迁馆，辗转于津、沪、汉、桂、渝、港等地，所有资财荡然无存，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回后方，不曾在敌人统治下出版一天。1937年《大公报》上海版因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停刊社论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为铭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香港《大公报》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版停刊，当时社长胡政之说：“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首捧国际新闻奖独占鳌头大公报
刘现云告诉记者，《大公报》在重庆期间，经历了世界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最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报馆虽三次被炸，但仍坚持在防空洞里出报，为反法西斯战争锐声呐喊。正因为此，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大公报》为最佳外国报纸，赠予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获得这一项国际荣誉，也是惟一的一次。
据了解，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此前，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得到过这个殊荣。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认为“《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那些日子，报馆上下像过节一样高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