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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天津市区共有30多处固定的倾倒垃圾场所，人们选择的大多是低洼积水地带。在此堆放垃圾，既不至于过于暴露，还可以起到填充洼地的作用。然而海河岸边的情况就远不如此，实际上，19、20世纪的海河环境就已经开始被频繁的人类社会活动所影响。
海河岸边之所以积起一堆堆的垃圾，与河面上来来往往的水路运输有着很大的关系———大批的货物诸如食品(蔬菜、水果)、日用品等都经由海路运抵津城，于是海河沿岸陆陆续续建起很多仓库、货栈，以桥为点的蔬菜、瓜果市场星罗棋布，人们纷纷将干枯的菜叶、瓜皮和煤灰等日常垃圾倒在路边和河岸上，天长日久阻塞了便道和河道。大量垃圾漂浮在水面上，常常导致航船不能靠岸，从而使海河环境的整治成为当局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其实最早提出要求治理海河岸边垃圾的是洋人，而非国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成堆的垃圾占据着河道和行走的便道，不但妨碍了交通，更有难闻的气味和难看的观感，这自然是洋人所难以忍受的。至于国人，或奔忙于衣食之间，或早已经习惯这样的环境，总之是无暇顾及。
清理垃圾和整治海河岸边环境的工作于是在警察局、公用局、财政局的互相协作下展开，他们一般采取两种方法清运废弃物：一是将工程沿着海河河岸分段承包给个人，再一次性付给一定的报酬。比如1934年官方就将清运工程承包给了商人宋起顺，然后根据进度再分期付给报酬。据档案记载，该商人光从金汤桥至消防总署一段就运走垃圾3000立方米。二是政府部门雇佣车辆清理垃圾，效率高一点的用马拉车，便宜些的用人力车夫。
由于垃圾堆积日久，经常要动用几百辆车才能解决问题。当时很多的工厂、货栈、洋行、菜市场都沿河而建，人丁的繁盛给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汤桥菜市场曾经一度是水路蔬菜运输惟一的集散地，这里整日熙熙攘攘，摊贩云集，大大小小、私搭乱盖的房屋有一百余户，河岸交通拥堵，河面菜叶漂浮，成为市政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经规划，金汤桥菜市场全部修建为规格统一的“棚户”房，并顺次排列，蔬菜经营者一律按照要求填写登记表格，不私自翻改房屋，不随意丢弃垃圾，保证遵守官方的各种规章制度。
20世纪初的海河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但是由于当时经费经常不足，治理工程往往是为解决应急之需，缺乏长远的和大规模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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