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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赵强先生介绍，在清前期，天津有不少具有一定水平的画家，而真正让天津的国画能够形成一种独立的派别，则是在天津开埠后。天津画家的视线逐渐从古代仕女、释道人物转向市井村墟间的现实人物，创作了大量讽喻时弊的美术作品，成为近代天津人物画的显著特色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辟为通商港口，英、美、法、意等九国强划租界，租界文化就成为天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百年天津绘画就是在租界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抗衡与交融中形成了自己的风貌，不仅恢复了写生的传统，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是继承传统艺术的优势，重视师法造化，同时吸收西画的有利因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画创新的手段，在中西合璧的状态下开拓了中国画表现的新天地。另一种发展道路是以维护国粹为宗旨，通过对宋元明清绘画进行研究和临摹，最终寻找到与自身特点相契合的传统，并力图突破前人的藩篱而有所创作。
国粹入津技纳两地
据赵强先生介绍，近百年来，是天津画坛的变革时期。西方写实主义的引进，抑制了唯笔墨和形式技巧至上倾向，有形无形地对传统文人画家形成了冲击波，推进了其画风的变革，使他们在专注笔墨趣味和格调的同时，对形的准确性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前辈画家。许多天津国画家在西方绘画技法与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摆脱了陈陈相因的旧形式的束缚，他们之中有不少本来就近于民间画师，比较社会上层的文人画家更容易接受西画技法，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更大。天津著名本土画家张兆祥、刘奎龄就是这个被称作“融合派”的画家集群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初，活跃于京津两地的权贵人物对于书画的嗜好与参与，是形成天津“京津画派”的特殊因素。逊帝溥仪及徐世昌、曹锟、黎元洪、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失势后纷纷隐退于天津租界，他们时常邀请北京画家到天津作画或卖画，客观上造成京津书画家频繁接触的机缘。特别是徐世昌晚年致力于诗文书画事业，加强了京津书画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当年京津文苑画坛若合一契。此外，一些“国粹派”画家为扩大艺术影响和改善生活环境，从北京移居天津，这是天津出现“京津画派”的直接原因。
有承有变花通鸟俗
赵强先生介绍，无论是传统画演变的惯性，还是西方文化的浸润和冲击，都使花鸟画的发展受到促动。就花鸟画本身而言，不仅承继宋人的双钩，对扬州八怪的大写意花鸟传统也有所继承和发扬，并自发地适应了城市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对艺术的影响，题材内容趋向通俗，民间流行的吉庆事物和美好祈愿均可通过花鸟的形式巧妙曲折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反映市民阶层所关注的生命、财富的作品越来越多，如芝仙祝寿、玉堂富贵、连年有余等内容格外受到青睐。再以表现手法而言，许多画家一改水墨为宗的文人画作风，朝着色墨并重或强化色彩诱惑力的方向演化，各种技法调配穿插演变出了诸多形式，诗、书、画、印亦日趋完美地结合。有的画家还长于水和色、色与粉的调和与使用，这可能是从西洋水彩画中得到的启迪。尽管如此，天津花鸟画家没有因为融会外来技法而泯灭了自己绘画作品的民族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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