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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谈判。由于害怕李鸿章成为英军开战之后的人质，在他启程前，天津数千名商董士绅跪伏总督府门前，哭劝李鸿章不要赴烟台谈判……
天津千名富豪跪围总督府
马嘉理事件：1875年2月12日清晨，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赴云南迎接英军上校柏郎一行组成的武装探路队，在没有得到清政府允许的情况下，马嘉理擅自改变行进路线，进入腾越(今腾冲)地区，在蛮允山寨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等开枪打死数名山民，欲强行通过。愤怒的山民将马嘉理及其随员击毙，将探路队逐回缅甸。此即“马嘉理事件”，也称“滇案”。
英军要扣李鸿章天津士绅不答应
天津社科院罗澍伟教授指出，“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获悉马嘉理被杀，立即电令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清政府交涉，同时调驻中国海面的海军司令赖德率舰队北上，企图用武力威胁。3月19日，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6项要求。清政府对“滇案”的发生十分惊异，鉴于台湾和伊犁问题的教训，故对此案处理较为慎重。清政府先令云南当局立即调查事实经过，再令云贵总督岑毓英查办此案，对威妥玛要求中的关于优待驻京公使、免除英商厘金及解决悬案等与“滇案”无关的问题，加以拒绝。于是，威妥玛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压。几经反复，威妥玛认为他所要求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1876年8月，威妥玛率领使馆人员到达烟台，要求进行最后的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将武力相见。在中英烟台谈判正式开始之前，英国即派“飞游舰队”进驻大连，英、德、法、美四国军舰齐集烟台港内。
霎时间，烟台一带战云密布，风声鹤唳，此时去烟台谈判，万一有意外发生，李鸿章很有可能成为“人质”。英国人在当时天津人的心目中没有多少好印象，再加上威妥玛叫嚣要开战，所以天津的士绅非常害怕李鸿章离开天津，也怕这位“好官”成为敌人的阶下囚。故此，才会有千人跪伏请愿的事情发生。
千人跪伏总督衙要走就从身上轧
1876年6月11日，李鸿章受命为全权使臣拟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谈判“马嘉理案”的消息传到天津百姓耳中，生怕李鸿章出意外的天津士绅在城内贴出告白(倡议信)，号召次日往总督府上禀请愿。12日下午，千余商民如约前往面见李鸿章，要求李鸿章拒往烟台，李鸿章回绝了天津士绅的好意，表示一定要赶往烟台。13日，天津火会的绅董数十人又一次来到总督衙门请愿，被总督衙门的官员婉言劝回。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14日一大早，天津各书院举、贡、生、童及商民2000余人排着浩浩荡荡的长队，头顶请愿书堵在总督衙门门前，虽说不至于气壮山河，但也是人声鼎沸。李鸿章对于赴烟台谈判心中已有定论，但也不愿伤了天津父老的一片关爱之情，于是派天津地方官员道台、知府、知县等人出衙解释，告诉他们谈判的道理。天津士绅坚持表示，如果李鸿章一定到烟台与英国人谈判，今天来的这些人一定不离开总督衙门，还要躺在总督衙门门口挡住李大人出门的道路，如果李大人坚持去烟台谈判，就让李大人的车辆从这些士绅的身上轧过去，再不然就与在天津的这些洋人们闹事。李鸿章迫不得已，只好答应缓期启程。
士绅请愿有后台李夫人幕后操纵
李鸿章赶赴烟台谈判，确实存在一定风险，但不去对于清朝的威胁将会更大。一旦战争突起，其他一些外国势力更有可能借机一起出兵，等到武力过后再谈判议和，清政府吃亏的几率将更大。所以，李鸿章作为一个政治家看到了这一点，而天津的士绅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罗澍伟教授说，天津士绅集体出面劝阻李鸿章，其中还有一件非常鲜为人知的原因：李鸿章的夫人当时也害怕李鸿章被英国人扣做人质，所以也是极力反对李鸿章前往烟台，在自己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偷偷派人联络天津士绅，鼓动天津士绅集体出面挽留，14日发生的集体请愿就是在李夫人的暗中支持下发生的。要不然，天津士绅的胆量再大，也不敢纠集数千人围堵总督衙门。受李夫人的操纵，天津士绅与书院的举、贡、生、童做出此举，一方面是出于对李鸿章人身安全的担心，另一方面也与李夫人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天津初会英公使话不投机两相散
威妥玛在谈判之初提出6条处理方案，其中派员调查、准许第二次探险、赔偿15万两银子作为抚恤金等3条要求被清政府痛快地答应，但对于给予英国商人进出口贸易优惠、查办云贵总督岑毓英则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
1876年4月，李鸿章将“滇案”调查情况奏报清廷，威妥玛担心前述谈判成果要出意外，遂先发制人，以绝交相威胁，6月2日又提出八项无理要求。清政府鉴于这些非法要求难以答应，又惧怕谈判破裂，竟请赫德出面调停。威妥玛十分骄横，又以将岑毓英提京重审和由慈禧太后致歉相威逼，致使谈判破裂，离开北京去了天津。威妥玛到天津后，李鸿章急忙约见，两个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不欢而散，转天，李鸿章亲自到威妥玛的住处进行劝解，威妥玛答应要到上海拍发电报，请求英国女王指示。当天夜里，威妥玛乘船离开天津奔赴上海。
扣押总督绝不行抗议信声援谈判
眼见李鸿章打定主意要到烟台谈判，天津的士绅在李鸿章安抚并得知皇帝的命令后，不再阻挠李鸿章前往烟台。在离开天津之前，李鸿章为防止天津居民做出不利于洋人的举动，特意严令天津各级官员严加防范，维持地方治安。随后，李鸿章率领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户部主事钱容增等人乘坐招商局丰顺号轮船及福建船厂的镇海号，驶往烟台。就在李鸿章等人到达烟台的第二天，天津的部分士绅也由天津赶来，他们向英国使馆的汉文正使梅辉立提出，天津的士绅决不答应英国人将李鸿章扣留为人质，并将“抗议信”递交给梅辉立。梅辉立在接到抗议信后，表示将会把天津士绅的意思转告给威妥玛。当时任烟台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在代表上岸前会见了他们，告诉他们说总督是在烟台决定和平或战争的问题，只有他留在这里才能取得和平。最后，代表们在德璀琳的劝说下，没有见到李鸿章，就在天津知府马绳武的带领下回了天津。
酒席宴上拉关系烟台签约英受益
1876年8月21日，中英烟台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过程中，俄、德、美、法、日、奥6国使臣及英、德水师提督均聚集烟台，平时与李鸿章往来谈宴交情好像非常不错，当时由于为慈禧太后祝寿，李鸿章邀请各国公使、提督到总督公所饮酒庆贺，联络感情。酒足饭饱之后，各国使臣都站在李鸿章一边，纷纷为李鸿章说话，指责威妥玛有意刁难，令威妥玛很是难堪。转天，威妥玛就同意了李鸿章的观点，将新的条款送李鸿章讨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李鸿章基本同意了威妥玛的绝大部分要求。
9月13日，条约正式签订。在所有各项条款中，除“昭雪”所谓的“滇案”，给英赔付“恤款”20万两和派使臣赴英“谢罪”外，还规定：英国如派探路队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由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根据情况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当局派员照料。罗澍伟教授指出，通过《烟台条约》，英国获得入侵我国西南边疆的条约权力，实现了它多年来扩大在华通商特权的野心。《烟台条约》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中国边疆危机加深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中国西南的大门终被英国打开了。
关税可以交一次三联单优惠英商
罗澍伟教授介绍，烟台条约对于英国等外国商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规定实施了“三联单”制度。清朝开埠之初，国内设有厘捐局，中外商人每到一处，都要交纳厘捐，对此英国商人早有异议，曾经要求清政府撤销厘捐局，但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坚决不同意。
马嘉理案件给了英国一个绝佳的借口。烟台条约规定，进口货物经向海关交纳关税及2.5%子口税后，可凭子口税单转运各地，不再征税。同时，外商自内地购运出口货物，只要先向预定口岸的海关领取购货“报单”，领得运照，即可以将货物运到预定口岸，再向海关补纳2.5%的子口税。这种税单俗称为“三联单”，外商凭三联单在内地的运输转口，一律免交各地征收的常关税及厘金，比中国商人少交很多税款。从1870年津海关的进出口统计表明，实行三联单以后，天津的进出口数量及金额明显放大，在开埠以前中国出口的顺差很快被拉平并逐渐转化为逆差。
罗澍伟介绍说，英国争取到这一极大的商业利益，首先要归功于作为英国谈判使团成员的时任烟台税务司德璀琳，正是德璀琳的狡辩，才使得英国在商务谈判中占到便宜。德璀琳的谈判能力不但受到李鸿章的注意，而且受到李鸿章顾问赫德的赏识，不久就被调到天津任海关税务司，以至后来成为李鸿章倚重的外交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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