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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落，坐落在南开区鼓楼商业街东大街巷口，从它的门脸来看，不太起眼，但路过这里的游客只要见到上面的牌子，就忍不住要进去看一眼，这里就是老城博物馆。老城里已经风雨走过近600年，而这些老城里的遗物则见证了天津卫的沧桑变迁。在这里，每一块砖雕、每根木雕、每一块石碑的背后，都可以讲述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自去年开始动工筹建，一年多来，先后有许多热心的群众捐赠自己家中藏有的老城遗物到这里，而最近老城的拆迁，许多无法成套保留的院落关键构件也都运到了这里，同时，一些刚刚出土的石碑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家”。由于该馆正在修建中，到年底才能有个眉目，因此，许多游客都被“正在施工谢绝参观”的牌子拒之门外，记者在国庆节期间，走入老城博物馆，从一件件藏品中，读出了明清天津卫的遗韵。明代碑头有双龙关帝庙址显身形
天津设卫建城在明代，而现在能够保留下来的明代建筑并不是很多，许多明代的物品也因为年代久远，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南开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老城里拆迁的时候，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虽然上面的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但从形制上看，可以断定是明代的。在原关帝庙遗址处，他们又发掘出一块石碑的碑头，碑身却没有找到。从这块碑头的尺寸、形制、大小上看，与先前发现的明代碑刻完全一致。因此，可以判定，该碑头是明代的物品。有人认为这块碑头有可能是当年修建关帝庙时的碑刻。
南开文管所段德融老师介绍，在老城博物馆里，这块碑头就成了年代最长的物品，段德融介绍，他们还在努力寻找这块石碑的碑身，希望能够在挖掘地原地建碑亭保护石碑，这样能让后人来到这里时，可以知道在这个位置曾经出土了一块见证老城变迁的碑刻。华家门前抱鼓石谱出老城遗韵来
在老城博物馆里面，记者看到了马千里旧宅的抱鼓石，鼓上坐着一个石狮子，下面的花纹是菊花雕刻，取其吉祥富贵之意。抱鼓石是当时民居较为常见的一种装饰，尤其是在老城里，许多大院门口都会有这样的石制品。但这些抱鼓石一旦用在一些文化名人家中，给后人的感觉就会有些不同，多少沾了些文化的味儿，能勾起人们对文化名人的种种往事的追忆。
在老城博物馆这样的抱鼓石很多，记者还看到了一对高约一米左右的抱鼓石，远远高于其他抱鼓石的高度。段德融向记者介绍，这是天津解放前四大书法家之一———华世奎家中的抱鼓石。一个残缺的狮子蹲在鼓上，而鼓面的图案是三个狮子围着一个绣球，即人们常说的狮子滚绣球。据段德融介绍，这是目前发现的最高的一对抱鼓石。这也符合天津的老话：“高台阶华家门”。从这对抱鼓石的高度来看，这种民间歌谣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三门铁炮披红锈见证驻军大营盘
在老城博物馆二道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一长两短三门铁炮，最长的一门炮约3米左右，短的两门炮也有一米多，上面已经披满了红色的铁锈。据王长兴介绍，这些铁炮都是从中营小学征集来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土的。从铁炮的形制上看，应该是清代的武器。
之所以能够从中营小学出土，这与天津历史上曾经在老城里多个点位驻军有关。王长兴介绍，在清代天津城里有许多被称为营的地方，这些营就是军队的驻扎地。从字面上就能看出，中营就是位于中间的营盘。既然有驻军，就会有武器。而从中营小学出土的这三门铁炮，自然就是清代驻扎在天津的军队使用的武器，这对于我们了解天津清代的军备情况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从炮的形制上看，不算先进，可能还是引进近代西方制炮方法前的武器品种。费家胡同旧门雕博物馆里把身藏
本报在开设600天600版栏目之初，一篇《天津烈女见证大明王朝谢幕》令许多读者对明朝的费宫人的传说很感兴趣，而本报记者走入当时的大费家胡同去找寻她的故里，则令人关注大费家胡同。在老城博物馆里，记者见到了大费家胡同中拆下的门楼木雕。
王长兴老师介绍，这些门楼木雕工艺精致，是非常难得的佳作，记者看到其中的一长条木雕由9个木狮子组成，王长兴老师指着一处花纹让记者观瞧，这里是透雕，这种透雕能够让木雕产生非常明显的立体感。这是清末民初的透雕作品。在老城里的民居中属于上佳木雕，非常难得。在博物馆里，记者还看到了元宝坨的配件。在报道老城里惊现元宝坨时，记者与南开文管所的两位老师看到的都是尚未拆卸下来的元宝坨。而在老城博物馆，记者则见到已经拆下来的元宝坨，感觉与当时看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据王长兴介绍，这些元宝坨拆下来后，其配件多达数十件，而且保存相当完好，从其风格上看是典型的南方风格。牛痘局碑惊现身道台家人赫然在
自本报报道《大清道台是我哥》后，许多读者对王守惇老人印象深刻，更由于他为本报提供了新闻线索，才让天津牛痘局的遗址和碑刻情况浮出水面。在当时进行报道时，因为牛痘局的碑刻是压在民房门口处，而被门口的墙体压着的部分正好是捐款人名单和捐款时间，这也多少留了些遗憾。
而这次记者来到老城博物馆探营，看到了这块已经断裂成了两块的石碑，上面的名单因为压在墙体下面而保存完好，上面清晰可见当时捐款的12个人的名字，捐款的数额从500串到1000两不等。在这些捐款名单中果然有王姓在里面，捐款的是王守享，他捐了100两银子，这块石碑出土也印证了牛痘局是王守惇家人捐献的，另外，从这块石碑的最后落款处，也可以看到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即1904年。正如本报关于牛痘局报道中指出的，牛痘局在当时全国只建了两个，一个在广东，另外一个就在天津老城里，而广东的牛痘局缺乏文献记载，实物也早已不存在了。因此，天津牛痘局出土的碑刻就显得非常珍贵了。一座万古流芳碑不知碑主是何人
除了牛痘局的碑刻和浙绍乡祠的碑刻外，记者在老城博物馆还看见了一座万古流芳碑，这块碑长约2米左右，宽0.5米。据南开文管所王长兴介绍，这块碑是前些年在修津河时，在八里台附近发现的。老城博物馆开始动工后，就将碑刻搬到了这里。
从碑刻上的文字看，这块碑应该是表彰一位曾经担任过天津提督的人。但由于碑刻已经破损，恰巧破损的部分是这位提督的名字，因此，记者无从知道这座万古流芳碑是为谁立的。从落款上看，立碑时间为“光绪十八年五月”，也就是在1882年五六月间。幸好从模糊难辨的字迹中，记者通过碑刻文字透露的零散信息中得知，这位担任天津提督的人曾经用自己的俸禄修好天津的某座官署，并在官署两侧铺好了道路，当时的文人为了表彰他的这种义举，就出资立了这座石碑。
从历史的文献记载上看，天津的官署大部分在老城里，为什么碑刻会在八里台附近发现呢？对此，南开文管所的王长兴老师解释说，这块碑的发现地不一定是其立碑的所在地。有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将碑刻转移到了八里台附近，这块碑也可能是人们在搬迁过程中，将边沿磨损，而磨损部分的文字恰巧涉及碑主的姓名。花会牌子光绪造商业幌子卖陈醋
在老城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了一块写着“混元会老会”的牌子，这块牌子是当年高跷会的牌子，立在老城里“老县署前”。据王长兴老师介绍，这块牌子有可能是立在老城里东北角地区。从牌子的落款时间所透露出的信息上看，这个高跷会是在嘉庆二年(1797年)停止活动的，从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开始又重新恢复活动。这段记载可以为当年天津各种花会活动的情况提供一个旁证。
此外，记者还看到了一块清末民初时天津街头上的商业幌子，这件幌子属于一个卖陈醋的商业店铺。在幌子的中间是两条鱼，在鱼的下方书写着“陈醋”两个大字，历经了百年的风雨后，这个幌子也算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归宿，将来在博物馆建成后，这个幌子也可以向后人展示出当年天津商业状态。清代冰箱受关注老城又添新实物
本报记者采写的《清代天津城流行木冰箱》一文，被香港的《文汇报》转载，可见天津人当时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反映天津人生活质量的实物非常受关注。而老城博物馆就征集到一个清代的木冰箱，这个木冰箱比现在普通的床头柜高出一小截，拉开拉门，可以看到木冰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专门存放冰块的地方，下面是存放食物的地方，中间用数根铁棍隔开。这个木冰箱无疑为老城博物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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