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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老城今天就要拆迁了，不知为什么内心在高兴的同时还有一些担忧。老城是天津的发源地，历史遗存众多。历史遗存和原始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无法生还。在当前城市正走向趋同化的飞速演变中，很多人担心：三十年后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会所剩无几，清一色的全是高楼大厦。文化的魅力是个性，文化的乏味是雷同。
有的学者用“建设性破坏”来形容当今华夏大地上的改造狂潮。只要是旧房老屋，一律被称之为危房陋屋。其中历史文化内涵，说他有他就有，说他没有就没有。文化价值本来是看不见的，有识者才能看见。当然，也可以视而不见，见而不言，装聋作哑推倒了再说。
长期以来，我们只看重了城市的使用功能，忽略了城市是有性格的生命，我们对待城市的态度一直过于功利化、急躁化。世界上无数例子可以说明，城市的建设与历史特色保护，完全能够并行不悖。要做到这点其实并不难。首先要对自己的城市的精神文化有深刻认识，要有在文化上清醒地、富于远见的城市规划，还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保障。当然，在城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文化不可能没有损失，必然有所牺牲，但这一切都必须是在高度的文化认识的层面上。城市的历史文化形态，是人类的重要财富。凡历史创造的，都是一次性的，失去了便无法再生。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地球上活着的最大的文物，是千姿百态的人文奇迹，是一个个充满魅力的精神空间。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懂得，必须珍惜它，保护它，加强它和衍续它。这样做既是为了先人，更是为了后人。凡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事物，都更具有未来价值。
现在的关键人物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如果他们先觉悟，未来的文明便提前一步来到今天；如果他们还没有觉悟呢？我们只有大呼一声：手下留情！为了后代，请留住城市这些仅存的历史吧！
从城市的独特性来看，天津保存着三个历史文化空间：一个是老城范围内的本土文化空间，一个是以旧租界为中心的近代文化空间，还有一个是沿河的码头文化空间。这三个文化空间都应妥善保护好。我听说西站地区要改造，但不知如何改造，但不论如何，老西站、老北站等风貌建筑，一定要保护下来。还应保护好三岔河口附近的老房子，如李鸿章故居等。还有我听说古文化街要拆，不知是真是假，但我觉得古文化街是不能拆的。另外还应保护好老城墙，老城砖。
“没有一个城市的国际化不从自己的村子出发，没有一个值得爱的城市不从市民的感情开始”。“我们古老，但古老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像世界其他名城一样，以保持自己古老的格局为荣。冯骥才建议天津对自己的文化遗存的保护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地、严格的普查，并立法保护，所有的古老的东西都应保护好，看看有没有哪一件古物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如果有的话，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再在保护的前提下加强科研和利用。这种普查，应仿照法国在1964年文化遗产总普查的方式，“大到教堂、小到汤匙”，巨细无遗。再成立“古物普查委员会”，设立清晰的民居保护区和严格的保护民居的法律法规。当然，有了法律法规还要有充分的强制力量来保证执行。哪怕是维修老屋，也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尤其临街的老墙是大家共享的历史作品，不准损害分毫。而这些老屋的房主也应得到政府的经济补贴。
历史留给我们的决不只是一幢幢房子，还有她迷人的氛围。而这又不只是一种建筑氛围，更是一种历史人文气息。如果破坏了，那破坏的决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这一城市独具的人文环境。在这里，且不说人文环境的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从旅游角度说，独一无二的人文环境从来就是最有魅力的资源。在这种环境中，人又是关键。如果只有几处孤零零空荡荡的毫无生气的院落，这一切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我们要保护的，决不只是所谓名人们居住过的“有价值的文物”，更应保护老百姓的老屋、四合院、胡同。哪怕它再不登大雅之堂，但它是真实的，代表着某一是时代的生活文化，是真正具有城市特征的历史空间，不能因为它们不是文物，就被随便的破坏。等到天津人都搬进了新居，反过来肯定会怀念这方故土，后代人也希望了解他们的祖先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
另外，对于古老建筑的维修，历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整旧如新，一是整旧如旧，既只加固古物的结构，使其牢固耐久，但对其古老面貌原封不动，甚至加倍珍惜那些具有历史感的痕迹与细节。这些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便是整旧如初。即用科学的方法除去古物表面的污染物质，使古物再现他刚刚完成时的最初面貌与光辉。当然，这是一种新兴的方法，成功失败的例子都有。当然我认为维修的极限是不能减去古物的历史感和美感——即历史美。而维修古物的关键，不仅是技术高超，更要理解历史和懂得美之所在。整旧如新是消灭历史；整旧如旧是保存历史；整旧如初始回到历史原貌。在这方面，我们应学习法国人的做法。比如他们为了修复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间，竟用了近三十年！连窗帘、椅子的面料及壁布，全是仿照昔日残存的布料的图案复制的。不仅豪华的再现昨日的辉煌，而且连古老物品那种历史久远的风韵也全然仿制出来。这里的古物维修人员，都是毕业于文化遗产学院的高等人才。他们不但要对古物清洁、加固、维修，关键要整理出那种历史的味道。
对于新建筑，应与城市独有的历史文化保持一种脉络上的联系。
城市应考虑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记得《南方周末》有这样一段话：“整个上海变成了一个拆除大工地。老房子整片整片地在机器声中轰然解体，灰飞烟灭散成瓦砾颓墙，像战后废墟。在一片望不见尽头的瓦砾堆中，我看见一扇门框还危险地站着，孤零零、摇晃晃地站着，门框下坐着一个黑衫黑裤梳着髻的老妇人。车子经过她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她脸上又密又深的皱纹，一脸的茫然。
那个独坐废墟的老妇人的需求，可能不是美术馆音乐厅而是与邻居声气相通的小巷弄，可以打太极拳的小公园，可以大声笑闹的戏圈子。她的文化权谁在照顾？大都会里有多少像她这样的老妇人？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几？大都会的年度预算中又有百分之几是用在她们身上的？她所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与新兴阶层的比例如何？”
另外，伴随着这种“建设性破坏”，最令人莫解的便是大批仿古建筑的兴建。为什么一边毁掉真正的古物和历史文化，一边却在花钱制造大批伪劣的古物和伪文化。有人说，这是因为仿古建筑是旅游部门干的，而古文化遗存归文化部门管理，文化部门不如旅游部门有钱，以至到处破真立伪。难道在这两种部门之上，没有一个更有文化、更权威、对祖宗也对后代更负责的部门？我个人认为，估衣街上和和平路上的仿古、仿西式建筑，不敢让人恭维。
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还有助于“深度旅游”。我们应深入挖掘本市的文化资源，我们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注意到，也没有被世人所知。当今的人们，已经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希望从异地或异国多得到一些体验与知识，包括历史的，生活的，民俗的，艺术的等等方面，感受不同地域所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这就叫做深度旅游。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每一项奇风异俗，每一项智巧的工艺，每一种独一无二的小吃，每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细节，都给他们挖掘出来，呈现在旅游者面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多更快地接受了西方文明，但国际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离开本土化，就谈不上国际化。有人说“二十世纪是西方文明单方面发扬光大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将是东西方文明交相呼应的时代。”可以预见，21世纪东方各民族文化将大放光彩。我们如何有规划的展示自己的文化形象，贡献东方的精神财富于世界，将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城市文化的保护，关键还要看城市主管人员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眼光。城市规划与建设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是懂得历史，懂得文化，珍惜历史，珍重文化的高素质人员。城市文化的保护一要有规划，二要有立法，三要有监督。此外，我更关心怎样树立人们的文化意识。我有三点想法：一是希望我国也向欧洲文明古国那样，确定一个“文化遗产日”，使每个地区，哪怕一个县或镇的人民都为自己所拥有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从而培养崇高的文化情感。二是我认为用充分开发利用我国的博物馆进行文化遗产的教育。“老城博物馆”就是很好的尝试。三是应加强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方面的教育，要从孩子做起，使每一个中国人自幼树立文化意识和文化情感。
我们应懂得文化之价值，具有文化之眼光，在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再建设现代文化，而不是为了建设新的去破坏历史的风景。我们应拒绝文化的粗鄙化，不要硬造人文景点，不要组织滥造假名胜，把文化环境搞得庸俗不堪。我们还应拆除老房子、小洋楼上的分体式空调，这样照等一切不属于原建筑东西，去掉周围架空的电线。还可建立“天津市文化发展论坛”，制定“天津文化发展战略”。保护老城文物，不能被毁掉，也不能落入古董贩子之手，落入其手的，一定要追回，并严惩买卖文物的人。应发动全体市民保护文化遗产。保留的民居周围不准建高楼，对城区的民居、四合院、胡同(不仅限于老城)进行调查，制定措施加以保护，同时对其维修也要考虑方法，不用“洋砖洋瓦”。对全市的“老天津卫”进行一次全面的访问，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用摄像机拍摄下他们的生活场景，保留下天津卫的口述史。
我们的人民政府不应等到民间呼吁才进行文物保护。像估衣街，若当时没有冯骥才等人的奔走疾呼，现在还会存在吗？如今落地后重建的估衣街，毫无600年古街的历史感，这是不可挽回的损失。看来政府应化被动为主动了。文物保护单位，不只是一块牌子，而要真正保护起来。
冯喜欢用“活着的历史”这个词，它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是人们伸手可及的，是在人们生活当中的，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或是教科书、照片上的“死去”的历史。请给子孙留下“活着的历史”吧！愿建城六百周年时，我们能给世界展现一个保护完好的的天津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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