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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开埠六百年，地域文化什么样？北京一位文人说：“透着一股子牛二劲。”牛二者泼皮无赖也，天津文化也就是泼皮无赖文化。不是外地人故意贬咱，很大程度上，概因影视作品误导使然。涉及天津的影视作品不胜枚举，如《大清炮队》《神鞭》《假打侠》《老少爷们上法场》《泥人常传奇》《血溅津门》《大宅门》《三不管儿》《马三立》《狗不理传奇》等，其中部分作品的原作，出自笔者喜爱的作家，对原作不敢妄加评论。本文仅就这些(当然不仅这些)电影电视中的天津人物，以及附带的天津文化，略抒己见。
这些作品中，操着地道天津方言的角色，无不是混星子、地痞、流氓、汉奸，纵有正面人物，也是愚昧不堪的“大傻”或是脚行苦力。电影《一代妖后》中，皇上逛八大胡同，嫖客如云，开口说话的偏偏是个“白玩儿不给钱”的天津人。根据剧情，那个嫖客说北京土话才地道，导演不舍二百多里地，偏要拉个天津人去那肮脏的地方。至于英雄人物，纵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绝不说天津话，否则就损伤形象。多次在拍摄现场发现，本市演员在利用本地方言“优势”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把天津话夸大成最粗野最伤害听觉器官，不算罢了。做为喝海河水的书生，每逢此时忒感悲凉：难道我们天津人，祖祖辈辈创造的地域文化，就是地痞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种状态。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电影电视作为娱乐文化的载体，也是大众媒体。不能准确地传达天津相应历史阶段的文化状态，也就从主观上，否定了这座历史名城的政治经济地位。最近偶得一本《今晚丛书》，开篇有句话，“我们天津人对自己的‘根’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楚。”似乎有些以偏概全。天津历史简短明了，至今说不清“天津的经济、文化、人口等发展状况”的，可能仅限于个别学者。
许多优秀文艺作品，准确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真实的天津文化状态。如：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当今的《蛐蛐四爷》，评剧《杨三姐告状》，京剧《火烧望海楼》、《六号门》堪称此中上乘之作。现实的文化状态是历史的积淀和延续，套用如今的“文化”术语，天津文化的构成，至少包括“军旅文化”“宫廷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漕运文化”“帮派文化”“市井文化”“土著文化”及某些“泊来文化”，而绝不是无根可循，更不是象某些电影电视表现的那么偏颇而极端。
一、历史学家曾把天津的发展史追溯到先秦时期，产生“天津”的地理概念，是明朝的事。当年朱棣皇帝济渡南下复迁都北京，几经三叉河口，考虑到海滨无防则如庭户无门，外夷倭寇会危及江山，遂调来淮家军镇守。(部队调防情况，史料可考。)因系天子之渡，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明代军队建制设卫。卫的编制五千六百人，把守京畿门户显得少了些。随后并入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卫成为全国最大的卫。
十年前，贾长华撰文《奇特的“天津方言岛”》，介绍天津话的语源在安徽。天津人在宿州附近的固镇，不论说“嘛话”问“嘛事”当地人都听得懂，把天津口音视为乡音。根据考察结论：天津话的语源，出自淮河平原以宿州为中心的周围地区。林溪先生戏说天津人嘛事都爱“走界”，几百年的演变，天津话“走界”不大。君若怀疑，找几个安徽人跟你聊聊，近似的语调中连性情也别无二致。淮军驻守繁衍天津人之说毋庸置疑。几个朋友曾参与修地方志，求证天津的先民，百姓口传：都是跟着燕王扫北来的。
有了天津卫，才逐渐形成实际意义的都市。相当长的时间，军人是天津高度集中的最大群体。土著人处于散居状态，假设那时已经形成七十二沽，至少分布在七十二个居民点。但是，哪个居民点的人数，也不会超过军人的人数。由于兵源来自同一地区，土著人又处于散居状态，使得天津卫里的母语语音保留下来。因此，天津是座实际意义的移民城市，天津人的先辈出身军人，或军人近属。长期的军旅生活，形成天津地域文化的起源文化，这就是军旅文化。军旅文化具有难以磨损的硬性和持久性，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牺牲精神，是天津人的基本文化素质。
天津，是特定的地域概念。按照现实的行政版图研究天津文化，就失去了历史坐标。蓟县是古渔阳，现属天津行政范围，古渔阳红火的时候，天津七十二沽还是一片汪洋，不能说渔阳文化就是天津文化。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升格天津府，辖至静海、青县、沧州、盐山、南皮、宁津、庆云诸县。研究历史可以包含这个范围，研究天津地域文化，扩展到河北山东就没有天津了。
历史的发生不等于文化的发生，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活动内容，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必然形成、长期延续的产物。地域文化，必须具备特定人群、特定区域这一典型特征。任何表现形式的艺术创作，尤其是故事电影和电视剧，编排情节、塑造人物，不能偏离这一特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天津设卫之后，修筑城池供部队镇守。提供粮秣和军需，必然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农业、盐业、商业、建筑业、手工业，饮食业、运输业吸引大量移民涌入。这些移民首先来自周边地区，但因天津卫是军机要地，难以进入卫里居住。土著人因缺乏军中关系，或因不会说天津卫官话，也难以进入城池。大批移民来自边防军的家乡安徽，随着居民的增加，开垦了大片处女地，即天津旧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沼泽和荒地，含现今的东丽西青部分区域。这就是包括旧城在内的，“天津方言孤岛”的大致范围。“天津方言孤岛”被北京音系和静海音系包围，六百年乡音不变，这是因为天津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
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管理地方的政权必然建立。最高长官，有油水的空缺，或许就是皇亲国戚。到了清末，天津成为距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就达四十万。升迁无望的失宠大臣，在京城不敢张扬不义之财的王爷贝勒，观望宫廷变化的下野官吏，统统跑到天津这块风水宝地来。能做官就做官，不做官凭着资历和身份也没人敢惹，置房子买地做买卖都能发财。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还是皇上、大总统们的避风港，混不下去了，就到天津忍些日子。数数天津名目繁多的王府、故居、花园，便可知其时的天津卫，简直就是高官达贵养神散心的大别墅。
这些人来到天津，生活习性沿袭京城的一套，自然带来宫廷文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吃喝玩乐弹拉说唱，享用绝对的高品位。此时起，天津话融进大量北京话语汇。老舍先生主编的《北京话语汇》，除了“挠丫子”之类个别俚语，大部分语汇存在于天津话的口语中。其中包括许多有音无字的满语，如“这人真格色”的“格色”、“胳肢人”的“胳肢”、“邋遢仨儿”的“邋遢”，说他“勺叨”他还“翻呲”梗脖子，“嘿唬嘿唬”他，“掴打”他两下，他就“耷拉”脑袋不“滋威”了。这些词汇，能“就唬”用汉字写出来就写，写不了就说，“勺叨”说成“勺瓢”也行，明白就完。天津人洗衣裳，说是“(cou)衣裳”，小孩吃奶，说是“吃(gege)”，会说不会写。怀疑是满语的转音，北京话里没有。可能是满语中少数人的俚语，后来让天津人说“走界”了。
统治天津的主导文化，一度是宫廷文化，应该说是成立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各门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多汇聚津门。不论哪一门派的艺人，纵然进宫伺候过老佛爷，不经天津认可也红不起来。时至今日，不管什么样的“腕儿”，到了天津就怵头。没有真本事，二三流的玩意儿懵不了天津人。
既然是宫廷文化，自然包括饮食文化。一些吃家把天津饮食文化，诠释为小吃文化。说人家外地有川菜、鲁菜、苏菜、闽菜、粤菜，没听说过津菜。以此说明，天津不存在高品位的饮食文化。这些吃家算不上行家，御膳房的食谱列什么菜？千万别回答满汉全席。皇上挑食，御膳房云集四海名厨，菜谱荟萃普天下的美味佳肴，预备的是华夏大菜系。天津卫拥有普天下各路名厨名菜，天津菜系就是皇上的菜系，天津各具特色的馆子，就是御膳房的“专灶”。讲究吃的文化，天津是大文化。足球场当席面，也摆不下天津厨子的烹炒煎炸。
至于小吃类食品，和全国相比天津真算不上一流，至少不能和成都西安上海比。难得的是，外地的小吃再有名，不能挎着提盒送到紫禁城里去。而天津的地理位置太阔了，想摆谱儿，呆在北京能吃上热乎的“狗不理”；腿勤的，专程来趟天津改口解馋，当天也能打来回。所谓“天津三绝”，最初是北京人叫响的，再有就是自吹自擂了。窃以为，实不值渲染称道。
三、天津的俗文化，主要是从军旅文化衍生来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天津卫里的兵勇，早晚复员退伍。军人家属大部分“随军”，便不肯离开生活习惯的沿海城市。两地分居的也把家属接来，城乡差别在那摆着，再苦也比乡下强，顶不济练把式卖艺，也可以换饭吃。功夫深的军官开武馆带徒弟，因为到处是老乡，估计没人干涉。那时的“三不管儿”可能不止一处，肯定是练把式卖小吃的占主体。或许还有卖唱的，也是从安徽来的。说不定天津时调，还是凤阳花鼓调转化来的呢！当年西沽的太平花鼓会享誉津门，行会时唱的就是凤阳花鼓调或是昆曲。须知，天津人唱昆曲唱的是北昆，也是徽腔徽调。
盐业、海运、漕运的发展，四海商贾八方游侠云集津门，普天下的奇闻怪论、道听途说俯首皆是，为说唱者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演义的传奇故事，全是有鼻子有眼的“真人真事”。讲述起来不仅绘声绘色，且声情并茂，因此，天津的说唱艺术天下无比。
有艺术就有美学，有美学就有哲学。由于接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天津人的处世哲学独具一格。通常情况下，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政策，练就了天津人机敏幽默的“卫嘴子”。万般无奈也是先礼后兵，得了势见好就收；斗不过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喊声“大爷”算嘛？不跟“狗食”计较。不是天津人熊包，老辈人教育的好：和气生财吃亏是福。笃信能人背后有能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从呀呀学语就懂“欺负人没好处，你妈生个小老鼠。”别人招欠打自个儿的孩子，天津人还不护犊子。
由于目睹太平军和义和团的惨败，血雨腥风扭曲了天津人的个性，嘛事都看个底儿掉。市井文化折射平民意识，表象的玩世不恭与油滑，是反抗意识的消极表现。近代后期的天津人，轻易不拿鸡蛋碰石头，谁爱说嘛说嘛，我就这德行还不行吗？谁乐意愣头青就让他愣头青，说出大天我不攒头。无关大局的事，有便宜算白拣，倒霉反正我没参和。天津人的这种处世策略，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不妨说是老谋深算，是地域人群成熟的表现。
但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天津人绝不含糊。百年来，天津承受的民族灾难首当其冲，敢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鬼子全交过手、拚得血流成河，死拚到底不做孬种的，唯我天津人。抵御外辱天津最为惨烈，天津的肝胆忠烈不胜枚举，天津历史灿烂辉煌，天津文化慷慨悲壮。
故事电影和电视剧是雅俗之间的文化商品，本身就不可能脱俗，表现俗文化自然难免。但俗文化须有“文化”，此“俗”应是通俗、风俗、民俗。纵观银幕上荧屏上的“天津人”，各个俗不可耐，庸俗、恶俗、鄙俗。以糟溅天津人的方法，满足个别人的“审丑”需要，反映了编导者的创作心态，是文化堕落的趋向。在故事电影和电视剧中，笔者不反对使用方言进行人物造型，但是必须使用得当。对某种方言(不仅天津方言)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最好慎用。
四、目前我市保存最完美的古建筑群，当属东门里的文庙，与文庙相对原有一座武庙。这两座庙宇如同昭示碑，表明天津人崇文尚武的文化特征。将近六百年，文庙完好保存，以它所处的城区位置，体现了天津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和继承。
天津市区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还有三叉河口附近的大悲院、西北城角的清真大寺、吕祖堂，这些完好的宗教建筑，甚至包括鼓楼附近，近代建筑仓门口教堂。其建筑风格，都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之中。传统文明和泊来文明的亲和，以及对宗教信仰的相互尊重，说明天津人的气度。说到建筑，就联想起名扬四海的“天津小洋楼”，似乎专指租借地里的建筑。且不说天津地面上的任何建筑，都是天津汉子的智慧和血汗构筑的，单说天津老城周围的老字号，东北城角的官银号、商务印书馆、正兴德茶庄、北马路的中华书局分店、估衣街上的“八大祥”等多家铺面建筑，均透着世界建筑经典风格。中西合璧不露痕迹，与老城风貌和谐统一，那可是纯粹天津人的杰作。冯骥才大哥为挽救天津遗存的老建筑奔走呼号，不是他守旧，眼下旧地立起来的高楼大厦，不仅破坏了天津城区的整体风貌，本体建筑也是差强人意。品位、个性、审美价值，均难让人恭维。
不要因为历史上发生过“天津教案”和“老西开事件”，就误解天津人排斥天主教、基督教。望海楼和毗邻的崇禧观原本是景致建筑，那里是屯兵要隘关税卡口，法国人强租那块地皮，显然没安好心。从1862年“永租”至1869年始建，法国传教士就四处活动，期间没有发生过激烈的事件。只是当法国人以传教为名残害中国人、明抢中国地皮时，天津民众怒火难耐，才爆发与强盗死拼的激烈行动。火烧望海楼、保卫老西开，与纯粹的宗教无关，天津的宗教文化始终圣洁与健康。
天津地域文化的特征，还集中在人人敬奉的天后宫。
相传宋代福建莆田人氏林愿，第六女林默聪慧美丽，卒后屡屡显应于海上。元代至元年间，被朝廷封为天妃神号，以保海运“安全”。至清康熙升格为天后，是中国至尊女神。天津作为重要的海运码头，天妃娘娘在元代就坐镇大直沽，专家考证大直沽的天妃宫为东庙。娘娘宫是天妃西庙。娘娘宫非观非寺非教堂，本与宗教无关。因天妃屡受皇封由僧人主持，后来道人也介入其事，此举令后人大惑不解。儿时唱童谣：“娘娘宫，嘛都有，三尾(音乙)巴羌子油葫芦(音鲁)”。回味起来，讲的是娘娘宫不仅佛道合一，治头疼脑热的王三奶奶、憨厚的傻哥、管生育的子孙娘娘统统在其内。宗教的共同教义劝人从善，天津人不把神的职能分那么清，天津人务实，赋予娘娘具体的神力。遇到为难事，尤其婚后不孕或生育无子，便求助天后娘娘。生育是天然，自然最见成效。娘娘原本负责海运安全，老百姓却忘掉了。
天津雄厚的文化底蕴，拥有丰硕的创作素材，广阔的创作空间。亲爱的编导们，天津那么多的好东西，不要一叶障目统统看不到。
五、天津文化大俗大雅，怎么就“牛二”了呢？究其原因，天津人最大的缺憾不会张扬，不张扬也无妨，算谦虚；偏偏不会藏拙，不会藏拙也无妨，算实在；偏偏擅长自嘲，自讽自嘲也无妨，归在风趣里边，会逗哏、幽默！须知，这无妨哪无妨，搁一块就有妨了。好听叫大大咧咧，难听叫没心没肺，二百五、狗器。天津部分人这种不着调的习气，纯粹是帮会遗留的习气。
封建社会晚期，破产农民越来越多，逐步转向手工业等其他行业。为了应对统治者的压榨，便按同乡或行业自发结成民间团体，最具影响力的是红帮和青帮。
红帮又叫洪帮，秘密结社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散工和游民为主，成分复杂。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称天地会。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内称洪门。小刀会、红线会、哥老会均属洪门分支。洪帮建立后举事抗清，势力迅速壮大，还配合太平天国多次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沿海武装起义。该会各派还有的参加过早期的工人运动，辛亥革命后，部分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的领导。洪帮后来坐镇上海，称雄一方。
青帮发迹于漕运又叫安清帮，最初结帮为的是垄断内河航运。据传康熙七年(1668年)罗教始祖三弟子翁某钱某潘某，应昭晋见“领帮匡漕”，钦封安清帮。“招收贤徒”十万八千“嚎丧鬼”，分成一百二十八个半帮，形成浩大的帮派体系。史载，雍正四年(1726年)青帮承包了大运河南粮北运的漕运业务，一时形成气候。清帮出自佛门，临济会宗派之分支，原本“尚天情，重义气”。青帮传四十八代，正统的帮徒严守《十大慎尊》《九大戒律》。戒酒、戒赌、戒淫乱、戒偷盗、戒斗殴；提倡正心修身、积德累功、为国尽忠。道义不为不清，只是始为朝廷操纵，后为把头垄断。
帮在天津的代表人物，是名噪一时的袁文会和刘广海。一个出身河霸流氓，一个出身贩草农民。他们虽是一门，却是黑社会势不两立的派系首领。因骨子里都有较深的“阶级烙印”，前者沦为汉奸，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平民利益，具备应有的民族气节。两股黑势力的较量(后期不乏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往往采用跳油锅、滚钉板、过刀山，断腿、剁手等玩死签、自毁自残的极端手段，以迫使、要狭对方屈服。日寇侵华期间，对青洪帮采用拉拢利用的策略，对双方的争斗极少干预，争斗常常分出胜负，每次总有一方获得地面上的利益。争斗中，伤亡者会得到帮会的抚恤和补偿。由于争斗手段残忍，获得抚恤和补偿的帮徒会受到英雄般的尊敬。争斗频繁“英雄辈出”，极易产生明星效应。对食不果腹衣不挡寒，死比活着舒坦的赤贫来说，模仿混混儿或者争当混混儿，在下层社会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
旧社会许多大城市都存在混混儿现象，电影《黑白人间》讲的就是北京混混儿。天津人始终把混星子视为不齿，视混混儿那一套为“臭狗食”“杂巴地”“狗食盆子”。就连混混儿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看，“你老别跟咱下三癞一般见识呀！”一些不明底细的影视编导，把混混儿当成天津的特产，当成天津典型人物表现，犯了常识的错误。
文化艺术具有教化的作用，必须宣扬邪不压正。这个邪不压正，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搞表演的明白，剧中人物在镜头前表演，不在戏份多少，看导演如何调度，如何把握尺度。天津早期拍摄的《血溅津门》，观众可能忘记了所有剧中人物，金树贵饰演的那个混混儿汉奸郭运起，至今提起来，仍然令人记忆犹新。以这个剧中人物为例，仅仅试图说明，该剧在本市播映和在外地播映，产生的效应则是不同的。普通话全国通用，天津话则是独家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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