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剧也叫文明戏，萌芽于清末民初，繁荣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40年代没落。
文明戏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在吸收外来话剧和中国传统戏剧的表现手法和表演程式的基础上，将其有机地组合，自由地运用，灵活地择取而形成的。这种随意性和适应性，很能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之欢迎，从而为文明戏带来了发展和繁荣。然而，由于该戏没有一个完善剧种所具有的独特性、稳定性和剧种本身逐渐形成的明显全过程，从而导致该戏的迅速湮没。
文明戏的艺术形式。即按戏曲行当套分为生、旦、净、丑。而无论生、旦，均有一种特殊的言论人物。他们多属于发表议论的正面人物，每到关键处，演员即脱离角色。发表议论，等于化装演讲。文明戏以说白为主，没有大板唱段，每唱仅4、8句。采用的板式有倒板、原板、散板、二六。摇板、流水等。小生也用大嗓。唱腔，一般依主要演员的特长来决定，或京剧，或河北梆子。于是，在一出戏中，往往形成京、梆“两下锅”的局面。天津评剧社也一度上演文明戏，亦形成过评、京“两下锅”局面。不会唱的主演，还将所有唱词改为道白式贯口活，但仍带文武场。同台演员照旧有唱，这又是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在全剧高潮或闭幕前的大团圆场面对演唱的“连弹”，即五音连弹，俗称“扭嘴连弹”(一人唱完，扭嘴示意下一人演唱)。众多演员聚集台上演唱，显得极为花哨热闹，从而烘托了舞台气氛。
文明戏念京白，不上韵。用的是戏曲语言，但又是普通话的语音。有的戏为突出人物性格或增加趣味，有时也使用“倒口”(即方言)，如《双英烈》中的警察局长，就说的是天津方言。有的演员，还在戏中制作许多滑稽的闹剧，常出现相声式的念白，聊博观众一笑。
在做功上，一般不用云手、兰花指等程式动作。但清装戏常使用戏曲的台步、马趟子和走边等。像眼神儿和一些动作，既借鉴戏曲的套路，又贴近生活。武打采用京剧套子，文武场也如京剧。布景，初时挂“守旧”，1桌2椅。后改挂软片子，上绘大小道具，庭园山水等。但与戏的内容往往没直接关系。
道具极简单。但“彩头”与“切末”则屡见不鲜，如铡人头后的鲜血喷洒，聚宝盆摇钱树上纷纷坠落的银元钞票等，令观众叹为观止。文明戏的服装一般不讲究，只求符合人物身份。清装戏则与现实逼真，一丝不苟。化妆全是素妆，清装戏亦吊眉，贴片子，反面人物一律八字眉、三角眼的漫画式造型。神鬼类如京剧扮相。舞台灯光效果极其原始。摇铁皮当雷鸣，炭精棒制电闪，敲木板为枪响，击木碗仿蹄声以及用彩色玻璃纸装在活动的铁筒上制成“五彩电光”等。
文明戏的演出，有固定的台词，也有活词。其活词也称“幕表戏”，只靠一纸提纲。先由编剧或导演分派角色、介绍剧情、事件和人物身份，指定唱段、连弹及其韵辙。然后在上场门旁贴出总表的备忘。至于具体台(唱)词，则演员自定，即兴发挥。
文明戏的剧目，分为时装戏、清装戏和洋装戏3类。时装戏的最大特点，是能迅速地将社会上发生的时事新闻和市民最关心的事件搬上舞台。清装戏，多描写清代历史和清宫生活，演出长期不衰。因为清朝被推翻不久，人们对皇帝及宫廷生活有浓厚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加之有些演员是旗人出身，对逝去的生活极为熟悉，故演来得心应手，逼真可信。从而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文明戏属于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戏剧，在当时的历史上起过不小的作用。文明戏的剧社主要有警世社(又名警钟社)，为朱侠影于1920年组建的第一个文明戏班社。此外，还有正轨社、鸿萃堂(又名张笑影新剧社、盖世社)、义拂社、奎德社(又名馨德社、复兴社、萱德社)、同德坤剧社等。轮演于劝业场天会轩、中原游艺场、小广寒、群英、北海楼聚华、北洋、新新、大观园、春和、东天仙等戏院以及新老桃园游艺场、中原公司、天祥市场屋顶花园等露演。另外，在鸟市、三不管、地道外等地的小茶园中，亦有文明戏散班演出。并涌现出红牡丹(原名孙蝶仙，后更名孙金溶，别号逸林外史)、白玉卿、张笑影、彼呜钟、金宝(刘妍芳，后改名白牡丹)、陈玉秋(陈瑜)、张蕴鑫、刘文萱等大批优秀演员，为文明戏的昌盛作出了贡献。
话剧中国话剧是从国外移植来的新剧种，初名“新剧”，后又称“文明新戏”(即文明戏)，最后固定称之为话剧。中国话剧主要从两条渠道输入，一条是李叔同、曾孝谷等创立的“春柳社”从日本间接移植来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话剧；一条是“南开新剧团”从欧美直接移植的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话剧。两者的互相影响、融合，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话剧艺术。
最早将南方话剧带到天津的是王钟声(名熙普)，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率春阳社剧团从上海到津，他和天津“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共同研究戏剧改革，并创立了堪称一流剧场的大观新舞台文明戏园(即后来的大观楼，旧址在北马路天津电影院旁)。宣统元年(1909年)王钟声在该剧团演出了《缘外缘》、《孽海花》、《林文忠焚烟强国》、《浪子回头》、《恨海》、《爱国血》、《宦海潮》等7种剧目，颇受观众欢迎。王钟声不仅是中国话剧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一位就义于天津的辛亥革命烈士。在辛亥革命后的岁月里，演文明新戏的剧场后台，一般都悬挂他的像片，以示纪念。在王钟声将南方话剧带到天津的同时，天津南开学校新剧也正以其特有的风姿影响着天津话剧舞台。
天津话剧的开创者为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和校长张伯苓。清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张伯苓从欧美考察归来即着手编写新剧。宣统元年(1909年)便自编自导并与学生同台演出天津第一个剧目《用非所学》，成为天津话剧史的开端。自此，南开学校每逢校庆，都要编演新剧目。在南开新剧影响下，天津大中学校和专业剧团，也纷纷演出新剧。如汇文中学、新学书院等。民国三年(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成立，从此有了专门编演新剧的组织。周恩来被推举为该团布景部副部长，他还曾主演过《一元钱》，并于民国五年(1916年)在南开学校《校风》刊物上发表《吾校新剧观》一文，不仅奠定了南开新剧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话剧理论的首篇论著。
直接把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系统地介绍给南开新剧团，形成独具特色的南开新剧的贡献者，还有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又名张仲述)，他曾在美留学期间，钻研过欧美的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并亲自编写剧本。民国五年(1916年)回国后，便加入南开新剧团，并担任副团长和专职导演，使天津观众耳目一新。尤其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演出易卜生的《娜拉》，曾轰动一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予以赞扬，在张彭春的影响下，诞生了曹禺等优秀剧作家、导演和演员。
从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八年(1919年)，南开上演的剧目有38个。这些剧本都是南开师生自己编写的。南开新剧的成熟，引起了京津等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文化界名流的关注，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纷纷报道和评论，一时间以天津为中心的话剧活动波及华北、东北，从而推动了北方新剧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又与上海为中心的南方话剧相互汇合，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话剧艺术。其标志就是于民国七年(1918年)12月创刊的天津最早的戏剧月报《春柳》。其以“改良戏曲，针砭社会”为宗旨，以戏曲改良，新剧之探索为主要内容，为南北话剧艺术的融合做出了一定贡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天津出现了一股竞演话剧的高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旅行剧团。
演出地点在新新影院(后改为新闻影院)和北洋大戏院(延安影院)，观众十分活跃，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在此期间，南开中学话剧团演出了洪深编写的《五奎桥》，南开女中演出了田汉的《南归》，最震撼当时剧坛的是由万家宝(曹禺)根据莫里哀《悭吝人》所改编并主演的《财狂》，颇受欢迎，后来很多职业剧团也都竞演此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鹦鹉、喇叭、天津3个团联合在一起，公演的《赛金花》，，题材新颖，很吸引观众。这其中李保罗的鹦鹉剧团比较活跃。此外，像曹淦的青玲剧团、沈哀鹃(沈浮)的剧团、蔡端儒的红叶剧团等，都是昙花一现。30年代，在津起家的名演员、名导演很多，如谢天(后改谢添)、傅威廉、夏霞、李保罗、高笑鸥以及石挥、蓝马、石羽、黄宗江、黄宗英、张福骈等都名重当时。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三十四年(1945年)天津沦陷期间，影星剧团风靡一时。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是天津沦陷期间话剧演出比较频繁的一年。先是由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艺名小蘑菇)、荷花女、陈亚南组成的“兄弟剧团”；继之有周刍、林默予、贺宾组成的“大陆剧团”；王元龙、蔡冰白等组成的“南北剧社”；凌云、赵慎之夫妇在内的“艺光剧团”；严化、顾也鲁、贺宾、许良、王宛中五个影星组成的“南艺剧团”；北京的六大剧社(包括甲申、古城、四一、晨钟、艺生、北京)；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组织的“北艺剧社”；蔡冰白、尧金城组成的“艺华剧团”；电影导演岳枫及影星高占非、舒适、罗兰组成的上海“艺友剧团”；蔡冰白、尧金城组成的上海“沙龙剧团”；由程述尧组成的“南北剧社”；由影星金丽娃、夏凤组成的上海“大陆剧团”及天津市李保罗主持的“鹦鹉剧团”、“天津职业剧社”、“天津工商学院话剧团”、“大亚剧团”等。这些剧社(团)在津“国泰大戏院”、“中国大戏院”、“明星影院”(今和平影院)、“大观园”、“大光明影院”、“大明影剧院”(今工人剧场)、“新中央戏院”(今滨江影剧院)、“北洋大戏院”(今延安剧场)、“庆云戏院”(今共和戏院)、“群英戏院”、“国民戏院”(曾改为新华戏院，今无)“天宝”(今民主剧场)等剧场(院)争相竞演。尽管在日帝侵略、天津沦陷的恶劣形势下，话剧在津的演出仍是如火如荼，并形成了争奇斗胜的局面。这时期各剧团演出剧目有曹禺的名著《雷雨》、《日出》、《财狂》、《原野》、《北京人》，此外像《红颜薄命》、《家》、《乱世佳人》、《新姊妹花》、《桃李争春》、《鬼恋》、《春到人间》、《茶花女》、《长相思》、《大雷雨》、《殉情》、《镀金》、《绿窗红泪》、《水仙花》、《三笑》、《武松与潘金莲》、《春风回梦记》、《天伦》、《天罗地网》、《四姐妹》、《欲魔》、《爱与罚》、《陈查礼大破黑猫案》、《金丝雀》、《满园春色》、《前台与后台》、《春残梦断》、《石榴裙下》、《万世流芳》、《钗头凤》、《情天血泪》、《苦果》、《蝴蝶夫人》、《清宫怨》、《魂断蓝桥》、《葛嫩娘》、《甜姐儿》、《金银世界》及《还我河山》等剧目，在此时期较有影响。尤其是韩非、李明、仇虎一、上官云珠、唐若青、邵华、林默予、陈玉麟、林纳、沙丽文、汤琦、陆露明、龚稼、徐莘园、毛燕华、顾兰君、凌云、赵慎之、严化、顾也鲁、贺宾、许良、王宛、高占非、舒适、丁力、黄宗英、文飘、朱嘉琛、孙道临、卫禹平、端木兰心、于是之、金丽娃、夏凤等影星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办、民营剧团此起彼落。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下半年，李邦佐为友人筹办了“天津复兴剧团”，并于次年初在北洋戏院公演了由他编导的《未了缘》。其后，由徐立、凌云等组成了“和平剧社”，在美淇戏院(今人民剧场)，演出了《重见光明》及吴祖光编写的《凤凰城》。一直在津活动的蔡冰白又组成了“蜜蜂剧团”，先后演出了《热血五十年》、《雷雨》、《秋海棠》、《一门忠烈》、《母亲的肖像》、《黄金万两》、蔡冰白编写的《玉堂春》《泪洒相思地》、杨村彬编写的《光绪亲政记》以及《咖啡姑娘》、《裙带风》等剧。民国35年(1946年)出现了一些官办或由官方人士出头筹办的剧团。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前后，部队所属剧团在津演出较频繁。这些部队所属的剧团都以励志社第二招待所(又名文化会堂、皇宫影院，天津解放战役中被毁)为演出阵地。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参与的助学运动委员会，为筹募助学金，曾在耀华礼堂(今耀华中学礼堂)演出了由李邦佐导演的吴祖光的《少年游》、新组建的“冀光剧社”演出了吴祖光的《风雪夜》、李健吾的《撒谎世家》；“艺光”在南开中学礼堂演出了陈白尘的《卖油郎》、吴琛的《塞夜曲》及《乱世鸳鸯》等；由屈绅组成的“左联”演出了方君逸的《红豆》；平津铁路局“演艺社”演出了《祖国万岁》；新成立的“海河剧团”演出了《爱与死之博斗》；“新艺剧团”演出了蔡冰白编导的《香消梦断》；“利群剧团”演出了《上海屋檐下》，此外，新组成的天津实验话剧团所演的《雷雨》也曾轰动一时。
抗日战争后天津的话剧演出，电影演员日趋减少，国民党剧团纷纷到津，民间剧团常坚持演出的多由蔡冰白、贺宾、周刍、凌云、王家齐等从中主持。但面临物价正涨的局面，话剧演出的商业化倾向也十分严重，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得以扭转。
1951年，成立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分设话剧团和歌舞团。1958年10月起歌舞团独立为天津歌舞剧院，话剧团独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之名。使话剧艺术得到了较好的传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