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说起它传入中国的时间,总让人想到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私自修筑的吴淞铁路和1880年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唐胥铁路,其实,在上述两条有机车牵引的铁路铺设以前,在天津机器局内早已开始使用铁轨运输了。
据史料记载,1862年,英、法、美三国倡议在上海修筑铁路,这是外国势力首次建议中国修筑铁路。因对铁路缺乏认识和抵触外洋的情绪,中国朝野上下大都以铁路破坏民田、房屋,毁坏坟墓,导致失业,利于列强侵略等原因,极力反对兴修铁路。1865年,因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永定门外铺设小铁路,行驶小汽车,差一点引发大规模的民众骚乱,最终铁路被拆除。这“可为铁路输入吾国之权舆”。当时,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虽不主张兴办铁路,但是,慑于外国人的坚持,主张缓办铁路;而此前也曾诋毁铁路的江苏巡抚李鸿章,随着对铁路认识的增多,改变了观念,主张中国自办铁路。也正是这两人的态度及天津机器局的筹建,铁轨才得以在天津应用。
1868年,崇厚聘用英国人密妥士为天津机器局总办。为了运输物料,密妥士计划在局内修造地基,铺设铁轨。这在当年4月18日密妥士给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摩尔根的备忘录中得到证实,“现在每天雇着1000至1200中国小工和泥瓦匠、木匠,在赶建厂房。大半的小工正在垫高四尺的地基,上面拟铺设轨道,把厂地上的各个建筑和大门外的船坞连接起来,也有工人在挖大门外的船坞……”后来,密妥士回国购买机器,局内铁轨是否已经铺设成功,尚缺乏确凿的史料证实。1870年,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接办天津机器局事务。1872年春天,广东补用道吴赞诚和天津海关道陈钦扩充机器局规模,“培修旧厂,接筑土堤”,继续修筑被水冲毁的铁路地基。当年9月1日,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内试行土路火车,宣传火车。根据《申报》(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即1872年9月22日)记载,“观者皆称美”,天津官员在给英国领事的信中说:“一切均甚便捷,甚为适用之物”,并赐名为“利用”号。近代机车在天津的首次出现,就得到了天津上下的认可。当年,天津机器局从英国定购了铁轨。1873年,天津机器局在门外的船坞和已经建成的各厂、库之间都铺设了铁轨。这在1874年李鸿章向朝廷报销天津机器局的使用经费(同治十一、十二年,即1872年2月-1874年2月)时明确提到,“给发仿照外洋厂屋药库、挖濠垫土起堤各工,并购买外洋松木、铁辙、火泥及缸砖瓦石等项库平银五万五千九百七两三钱八分六厘。”其中所言“铁辙”,也就是铁轨,这是天津最早的铁轨运输设备。另外,1887年编修而成的光绪朝《畿辅通志》(卷九十三)收录了一则《天津机器局兴造记》档案,据该档案记载,“天津机器局经始于同治丁卯(即1867年)季夏,讫光绪丙子(即1876年)仲秋……此机器局兴造之始末也”,详细记录了天津机器局1876年以前的情况。其在描述机器局的盛况时写道,“延袤千有五百余丈,其间巨栋层栌,广场相连,列厂迤逦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樯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这又进一步证明,到1876年,天津机器已经大规模使用铁轨和铁轮车了。而此时,英国人在上海才刚刚开始修筑吴淞铁路,开平煤矿则还没有开采。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当时天津机器局是否使用了近代火车机车,但,铁轨和铁轮车的应用,在当时国内盲目排外、众诋铁路的氛围中,开辟了中国近代铁路运输的先河。
1886年5月26日,醇亲王奕譞趁巡察北洋海防之机,到天津机器局视察情况。他在李鸿章和帮办海军正红旗汉军督统善庆等人的陪同下,乘坐铁轮车浏览各厂,兴奋之余,曾赋诗称赞道:“绿水朱桥畔,停骖境界新;石楼连百雉,铁轨挽千钧……”天津机器局的铁轨运输令醇亲王耳目一新。后来,醇亲王之所以支持李鸿章的铁路建设,同意将唐胥铁路通到天津,很难说与这次和铁轨运输的零距离接触没有关系。天津机器局不仅首先使用铁轨运输,还培养出一批中国早期的铁路技术工人,为铁路在国内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技术条件,如1888年春天,山东东明治理黄河,从国外购买铁轨、土车,铺设铁轨,运土修堤,以及1889、1890年间,北京西苑和外火器营的铁路工程,都是由天津机器局的工人铺设的。
中国最早的铁轨运输之所以没有受到多大阻挠地出现在天津,虽然与洋务派实力人物在天津的提倡有关,也与天津人的功利观念和勇于接纳外来文明的宽阔胸襟有紧密的联系。从以往的众诋铁路,到现在的轻轨和地铁工程在城市中心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百余年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人观念的彻底更新。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只有大力提倡创新精神,不断更新观念,才会适应、更新生产方式,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