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设卫后,由于紧邻京城且靠海邻河,水路运输发达,使天津逐步形成了漕运和盐运的中心,南北物资在这里集散,全国各行的商贾云集天津,天津的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到了清朝初期,天津已经成为了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
|
百集系列片《话说天津》之百年商会剧照 |
在《畿辅通志》里曾有这样的描述: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要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
当时的天津店铺林立,市场繁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各行业为了防止竞争,排斥异己和垄断市场,逐渐形成了具有行会性质的会所、会馆。会所大多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而会馆一般是由同地域的商人组成,以便相互援助,维护自己的利益,具有同乡会的色彩,但它们都是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清朝末年,政府昏庸,外敌入侵,天津的市场也陷入了混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开店设厂,妄图独占市场,中国的商人大受其害,纷纷要求成立统一的商业组织。1903年春,在洋布绸缎、粮食、银钱等各行商人的努力下,天津商务公所成立,这就是天津商会的起源,距今已经有100年了。1905年,在商务公所的基础上,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商会的成立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分散在各行业的商人凝聚成相对统一的整体,当时有钱行、当行等36个行业加入了商会组织。
商会成立伊始,就投入到了抵制洋货的运动中。1905年,全国掀起了反美浪潮,天津商会召开全体行商大会,会议决定“无论大小行商,务使一律不购美货”。抵制美货运动使输入天津的美货数量大幅减少。天津造胰公司、天津麟记卷烟公司等一大批民族企业也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先后建立。
天津商会把振兴商务、兴办实业作为己任。1919年5月,天津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筹备提倡国货办法。议定凡公司、工厂以及个人制造的国货,经商会核定,发给证书,汇编成国货土产录,由商会宣传推销。并议定:如有成品优美者,本会酌量给奖,以资鼓励。商会已经意识到,迅速发展民族工业比抵制洋货更为重要。当年的《益世报》也曾评论到:应振兴实业,抵制措施非永远持久之策。到1928年,天津民族资本企业已经有2417家,涉及66个行业,天津的工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市场的规范与管理是政府的职能,而在旧中国,由于内忧外患,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商会就成了整顿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稳定的中坚力量。民国初年,由于市场法制和市场管理的不完善,商家大打价格战。1918年夏,上海绸缎商家纷纷减价贱售,相互倾轧,险象丛生,很快就波及全国。天津作为北方的丝绸交易中心,也受到冲击。天津商会立即采取措施,召集各绸商共同讨论,在天津商会内设立绸缎业同业公会,以便进行行业管理,规范价格,稳定市场,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潮。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因此水灾频繁。每逢灾害发生,商会就首当其冲,活跃在救灾的第一线,赈济灾民,救治伤者。1939年天津大水,天津市市区约70%被淹没,灾民有100多万。洪水入城的第二天,商会就组织了水灾救济协会,拟定灾民收容救济办法。很快就设立了16处难民收容所,26处粥厂,救助灾民。商会的会员也捐助了大量的钱粮。直到1943年,商会还在不遗余力地组织临时赈济会,积极筹募捐款。
在人们眼里,商人总是追逐利益的,商会作为商人的组织,也必然是以金钱利益为重的。而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会发起的罢市风潮成为全国商会的典型代表。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天津商会的部署下,天津各业一律停业罢市。罢市使得北洋政府异常恐慌,一再命令商会转告各商家安心营业,勿生事端。但商会坚持自己的诉求,在全国民众的压力下,北洋政府准许曹汝霖引咎辞职,并马上通报商会,企图缓解罢市风潮。但天津商会坚持罢市要求,致电北洋政府说:仅准曹汝霖辞职,以此可以谢国人乎?并再次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急以明令惩免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北洋政府见民情激昂,害怕事态扩大,由内务部急电天津警察厅,告以曹、陆、章三人均准免职,请转达总商会。天津商会成为五四爱国运动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天津商会、工业会和各工业同业公会的重组改造,于1950年4月29日成立了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工商业联合团体。
(天津电视台国际部提供文稿 北方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