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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农转非”的户口指标让不少人盼红了眼。非农业户口也就是常说的城市户口。然而，在天津“市”的概念刚刚兴起时，许多拿着天津“县”户口的百姓并不买账，不但对城市户口不感兴趣，甚至，对于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划为市区管辖充满了敌意，光“上访”就发生了很多次。
1928年天津晋升特别市
天津文史研究学者何德骞告诉记者：“1928年6月21日，经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天津改为特别市，即‘天津特别市’。这是天津行政区域新的时刻，‘市’的行政区划，正式在天津形成。”
何德骞介绍说：“我父亲(何毓华，当年担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第四科科长)当时是晋系的重要荐任文职官员，参加了天津特别市的整个组建过程，对其中的内情了解颇多。在我保存的当时天津特别市区划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天津特别市最初的城市区划。”
何德骞保存的这张地图上，以两条线圈出了不同的天津区域，一个内圈，一个外圈，不知代表什么意思。何德骞介绍说：“这个内圈包含的部分，是天津特别市最初的区域。按照现在的地名来说，就是从佟楼围堤道过光华桥，穿大直沽，走新开路、王串场，经北站外跨白庙折返红桥西沽，跨南运河沿广开四马路，回长江道、海光寺，顺新兴路、西康路抵达佟楼这一圈范围。”
南桂馨惹祸继任市长不好找
何德骞介绍说：“按照当时的《特别市组织法》，建立特别市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中的一个：1、国都；2、人口满百万以上的城市；3、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特殊情形。天津当时人口有110多万，又是北方工商业发达的大商埠，所以具备成立特别市的条件。天津晋升特别市以后，市长的级别也跃升一级，成为高于一等县长的重要人物(属于简任文职，高于县长级别的荐任文职)。因此，市长的人选也备受瞩目。”
1928年6月后的天津，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官员手中，实际上，作为天津特别市的市长人选，也只能从晋系的亲信官员中任命。“当时，市长的人选有两个：南桂馨、孙奂仑，最后由南桂馨出任首任天津特别市市长。不过，南桂馨出任天津市长，是由于孙奂仑的自动退出，才成就了他。”何德骞说。
何德骞听他的父亲讲，孙奂仑是阎锡山的得力政务处长，不但精于地方行政，而且为官清廉，颇受好评。阎锡山有意让孙奂仑出任天津特别市市长。不过，阎锡山的亲信———河北省主席商震却不同意这一安排，作为孙奂仑的好友，商震更愿意让孙奂仑出任更有实权的省民政厅厅长。因此，阎锡山听了商震的建议，改任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不过，南桂馨上任后，与天津的地方士绅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双方矛盾激化，为了晋系的利益，阎锡山只好将南桂馨撤换。看到天津的士绅力量如此强大，一般的官员也不敢轻易来就任市长了，几经讨论，阎锡山才任命崔廷献为继任市长。
天津不安全省会挪北平
直隶省的名称更改，也是在1928年6月，从此，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虽然开始时省政府设在天津，但省会是否同样设在天津却没有决定。而且，后来的省会一度定为北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何德骞告诉记者，当时许多原因使得天津离别了省会的地位。天津交通虽然便利，但是旧军阀、官僚、失意政客多数在天津居住，政治局势往往被他们挑拨利用；另外，一些退隐的军阀如果借助外国的势力，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在北平的一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省会设在北平的建议，其理由是：国家首都既然不设在北平，要想保护这个文化荟萃之区不会因“时迁日异”而废弛，光靠北平特别市的力量不够，必须依靠省会的优势，才能促进北平的发展。白崇禧提出天津政治不“安全”，而保定又比较偏远，北平作为省会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天津与保定两地的士绅官商，同样也希望将省会设在自己的领域。在八九月间，天津、保定分别上书北平政分会，但都被驳回。10月，北平政分会在阎锡山的授意下，发表公告，决定将省会设在北平。1928年10月，河北省政府正式迁往北平办公。
天津要废县村民不答应
从最早的天津市区划图上，天津的地域面积可谓小得可怜，这令第二任天津市长崔廷献大为不满。作为全国仅有的几个特别市，市长级别虽说仅次于省主席，但管辖的范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1929年，天津特别市与天津县实际上还是同城办公，而且双方的关系始终不好摆平。看到其他的几个特别市面积超出天津好几倍，将来的发展也是不可限量，为了切身利益，崔廷献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了废县的建议。也就是说，撤销天津县，把天津县的地盘全部划归天津“市”的范围。这一废县举措，更遭到了“县”里人的公开反对，为这，这些县里的人没少到省政府请愿。
1929年1月，天津各界民众代表王赓炎等人为存县问题，乘车赴北平请愿，代表们表示：废除天津县，百姓绝对不能承认；同时要收回县境内的警察权，并取消县境内市设的征收机关，要有独立的区域和财力；最后，要取消特别市，改为普通市(与天津县平级)。何德骞说：“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天津县被保留下来，特别市也没有撤销，一段风波暂时过去。”
市县分地界再次起波澜
天津市、县同时并存，市县划界的争端让天津市、县两长打得不可开交。何德骞告诉记者：“天津特别市当然愿意将地盘扩大，但天津县也不会让他轻易得手，你来我往的争议始终没有解决。1930年4月12日，为了解决双方的争议，民政厅长孙奂仑曾主持划界的讨论，与天津市官员协商如何划界。
天津市提出将塘沽划归市区管理，没想到遭到了天津县代表强烈抗议，将官司再次打到省政府，直至省政府宣布撤销天津特别市所提的方案。”
何德骞介绍说，经过几次争议，天津特别市的区域终于向外跨越了一步，天津特别市将旧有的三个特别区、五大警区划归己有，其余皆为县境。从地图上看，第二个外圈内，即是扩大后的天津市。县政府因划界分治关系，将迁到葛沽。天津特别市的划分为：位于北纬39度9分，东经117度15分，距大沽海口45公里。市区内分公安五大警区、三特别区及日法英意四租界地，其中以公安第二区最大，人口最多；天津市区域，以五大警区、三特别区为政令所及之地。分家后的天津县还是直属于河北省。坐落位置为东濒海，南邻静、沧二县，西南与静海交界，西北与武清接壤，东北与宝坻宁河毗连(原县城北纬39度09分，东经117度15分，位于北平东南，相距120公里)；人口43万余人。
何德骞介绍说：“划界的面积得到确定后，接下来解决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捐税问题。‘县’的地位既然存在，则必须给县留一部分收入。经过多次协商，将捐税中由市方征收的项目划归到县方作为补偿，屠宰场的屠宰税款，年收15万元，东局子万国赛马会，每年报效洋10万元；县方划归市方的捐税共计37800元。这样基本维持了‘县’里的财政收支。”
警察来划界村民偷着拆
上层权力的分配结束后，1934年市县划界紧接着进入实质性阶段，勘测市县的分界。何德骞介绍说：“当时土城、黑牛城一带的28个村划入天津市区，这些村的村民联合抗议，即使政府多方周旋，也未能很快解决。天津特别市政府表示，土城等地划归市辖后，可以作为预备区，担负仍按县属时候规定交纳。但村民惟恐后来有不利的变化，经联村开会决定，一致反对划归市属，土城等28村村长联名呈请天津县促进市县划界委员会据理力争，村民愿作天津县的有力后盾。28村村民表示，市区建设自顾不暇，岂有余力经营新划入的地方。虽扬言为预备区，担负与在县相同，但这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岂能长久。”
不过，政府当局既然决定市县划界，必然有其中的道理，如果城市规模过小，天津“市”又怎能发挥工商巨埠的优势和潜力。尽管有许多人反对，但划界势在必行。“最初进行划界时，天津市与河北省政府派出了上百名政务警察，在双方行政官员的监督下，到市县分界处勘定界碑。当时，我父亲监督、参与了这一过程。父亲告诉我，当时市里面出动了3辆大卡车，载着官员与警察来到市县界碑的勘定处，那时，早有民工拉着装载界牌(实际上就是普通的青石碑)的地排车等在那里。由于当时的许多村民反对划界，所以每次出动的警察都有上百人，生怕勘界人员与农民发生冲突。市与省里的官员按照测量图认定界线后，民工一一将界碑埋在界线处，勘界就算完成。但是，农民当着警察的面不敢反对，但勘界人员一走，马上就把界碑推倒，如是者反复许多次。后来市与省政府看到说教无效，只好派出警察在附近值勤看护，并明令推倒界碑将被拘禁，这才使界碑能够‘立’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县不断因为划界产生争议，直到抗战爆发前，天津市长萧振瀛与天津县长陈中岳还为了地界问题，而‘打’得不可开交。虽然这里有许多经济上的原因，但当时的人们对于城市化的优势认识不足，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何德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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