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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喜欢吃面食，作为北方大商埠的天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面粉在这里成交。开埠以后，外国的机制面粉大量输入天津，天津本埠生产的面粉根本无法与“洋粉”竞争，眼看着白花花的白银流入这些外国面粉商口袋中。但是，有些人就是不信邪，一定要在面粉这个行当里给天津人争口气。于是，民族面粉工业相继在天津兴起……
天津有了面粉厂 进口石头做磨盘
清光绪四年(1878)，天津的面粉业出现了第一个由中国人开办的面粉厂，这就是曾任海关道台的朱其昂在天津紫竹林村创办的“贻来牟”火磨制粉厂。虽然与国外的面粉厂相比，这个磨房要原始很多，但它开创了天津机磨面粉的先河。
据原社科院历史所罗澍伟教授介绍，刚开始的时候，磨房用畜力拉磨，“吱吱呀呀”地转个不停，每天还出不了多少面粉。后来，改用锅炉引擎动力，进入了“蒸汽时代”，所用的石磨也改用进口的德国石块，以铁箍箍成很大的磨盘。这种石头硬度很大，磨粉效力比一般的要强，面粉的质量也比较好。因为是改用蒸汽机推磨，人们就叫它为“火磨厂”或称“机器磨房”，生产的效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天津的面粉市场，最先设在海河边招商局北栈。后来金城银行在海河南岸万国桥(今解放桥)修建通城货栈，面粉市场就迁到了后来建成的通城货栈继续经营。因为市场是在海河的河坝上，老天津卫把面粉市场叫做“河坝”，上市场买卖面粉就叫“上河坝”。市场上没有什么设备，只有几张桌子，以备看货样成交来用。
寿丰前身是寿星 称霸华北面粉业
说到天津近代面粉业，不能不提的就是寿丰面粉公司。它的发展经历，就好像是天津面粉工业的一个缩影。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面粉锐减，江苏丹徒人朱清斋在意租界创办了天津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寿星面粉公司。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与日商三井洋行谈判合作，改名为寿星制粉株式会社。由于处处受日本人挟制，朱清斋异常气愤，不久因精神错乱而病死。
但是，由于有日商背景，“五四”运动兴起时，寿星面粉大量积压，业务几乎停顿。此时，曾任长芦盐运使的李宾四出资还清了三井资金，重组寿星面粉公司，改名为寿丰面粉公司。
天津近代机制面粉工业正式始于1915年，陆续有十几个厂投产。经过多年的竞争，最后只剩下三大面粉厂：寿丰、福星和嘉瑞。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方兆麟主任保存着原寿丰面粉厂经理孙冰如的一份手稿，作为天津面粉工业的见证人，孙冰如的记述可谓是研究珍品。
据档案记录，寿丰面粉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原来的三津寿丰、三津永年以及此前收购的民丰公司合并，改称为天津寿丰股份有限公司，一举成为华北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
“桃”牌面粉质优良 雄踞津门五十年
据孙冰如回忆，从1919年起，寿丰厂发展迅速，经营良好，日产量达4000袋。在兼并一些厂家后，又下设寿丰一厂、寿丰二厂等厂，终于让“桃”牌面粉成为天津名牌产品。
为了提高面粉的成色，寿丰厂开始采用面粉漂白设备。当时，老百姓吃的面粉，没有现在的面粉那么白，主要原因是没有使用面粉漂白设备。而寿丰厂的使用，让老百姓突然发现，原来灰白色的本土面粉，一夜之间竟然可以变得如此“光鲜”，而且比进口面粉便宜，着实激发了百姓的购买欲。
同时为了节省劳动力，寿丰厂又把人工缝口改为机器缝口，由国外买来缝口机头，自己设计制造缝口机的转盘，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在1923年，寿丰厂用自制机器扩建了一个5部磨机的面粉厂，首创了机制的玉米粉。
在工厂增添设备的同时，寿丰公司也积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1921年，寿丰厂购买进口机器时，聘请美国工程师韩伯苓及多位留学生进厂，成立了化验室，开始对小麦、面粉进行化验，而且招收学生，培养青年学习制粉技术，训练自己需要的技术人员。
由于质量高、信誉好，“桃”牌面粉雄踞天津乃至华北市场达50年之久。在解放前夕的动荡中，天津市民纷纷购存“桃”牌面粉，以求保值。
寿丰公司多磨难 抗日拒迁迎解放
天津寿丰公司自合并改组后成为华北最大的面粉企业，业务开展相当顺利。然而，1937年抗战爆发，平津沦陷，寿丰公司受到空前劫难。“七七”事变后，寿丰公司在津浦、京汉沿线采购的10余万包、价值180万元的小麦散在各地待运，不幸遭到抢劫和征用，几乎全部损失。遭此劫难后，寿丰公司所欠中国银行数百万元贷款无法归还，被迫将全部厂房、机器作抵押。幸而中国银行与寿丰公司有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未曾催收欠款，还另行借给一笔活动经费，寿丰公司才得以筹款通过兴隆洋行订购了一批澳洲小麦，恢复生产。当时市场上面粉缺货，寿丰的这批产品获利倍增，这才还清贷款，转危为安。
在天津沦陷期间，小麦为日方所控制。日方成立了华北麦粉制造协会，严禁面粉厂直接到小麦产地采购原料，而必须由该协会产销统管。此时寿丰公司只能为日商加工面粉，无法自主经营，难以维持日常开销。日方对寿丰公司垂涎已久，几次图谋吞并，孙冰如每次都巧妙地拒绝。日方又企图将孙冰如拖下水当商会会长，均被坚决拒绝。日方怀恨在心，有一次竟将经理孙冰如等数十人拘捕拷问，后迫于社会舆论才不得不全部释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对面粉限价，却对小麦不予限价，致使寿丰陷入贵买原料、贱卖产品的困境。国民党交警总队还在寿丰三厂内驻扎，并强占库房存放军需物资。1948年，三厂驻军军官因监守自盗而放火毁灭证据，一场大火将寿丰三厂全部焚毁，自此寿丰公司元气大伤。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强令寿丰南迁，孙冰如却明确表示：“我连一个螺丝钉也不搬！”他带领职工护厂护物，终于迎来了解放。同时，他还慨然捐出3万袋面粉，协助中共地下工作者完成争取天津国民党警察不向解放军抵抗的策反任务，为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先是孙冰如代表寿丰资方与兰州方面签订了公私合营合同，定名为新兰面粉厂；后又将在天津的寿丰二厂，与天津粮食局达成公私合营协议，改名为寿丰制粉厂，至此，寿丰面粉公司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时面粉牌子太多了”
“面粉牌子变得太快了”
家住河北区建昌道的史玉荣老太太是一个老天津卫，80年来，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这么多年来，我吃了很多不同牌子的面粉，特别是解放前，光天津本地生产的，我记得就有十几种面粉。只是，今天一个牌子，明天一个牌子，今天是洋面，明天就是本地的，变换的那叫一个快啊。搞得大家也都不知道哪种面好了。不过，还是有些牌子是大家认同的，我的印象里就有‘桃’、‘蝙蝠’、‘三吉’等几个牌子。”
据了解，解放前天津有10部磨粉机以上的大型面粉厂是寿丰一厂、寿丰二厂、福星和恒大4家，共有磨粉机96台；有4部以上的磨粉机的中型面粉厂12家，共拥有磨粉机50台；还有一至三台磨粉机以生产玉米粉为主的小粉厂多家。
各色商标区别面粉等级
那时面粉厂的经营方式都是自产自销，所需小麦多由山东、河北、河南等产区自行采购。磨粉的原料一般是白麦70%，红麦30%。几家大型粉厂都生产等级粉，其代表性产品共分五等，以商标的颜色区分等级：一等粉以绿色商标为标志；二等粉为红色商标；三等为蓝色；四等除寿丰用“四柿”、“百子”图案外，其他各厂均用“四号”为标志；五等一般为白袋。各厂都有注册商标：寿丰一厂为“桃”，寿丰二厂为“鹤鹿”，寿丰三厂为“斗”，福星粉厂为“蝙蝠”，嘉瑞粉厂为“三吉”等。从1943年以后，各厂产品都以生产通粉为主，如寿丰通粉、福星通粉等。寿丰公司的“桃”牌面粉和福星公司的“蝠”牌面粉，质量较高，很受市民欢迎，还可以争胜畅销，其余各厂则始终没有能够创出牌子来，在市民中反应一般。
小型面粉厂多如牛毛
天津面粉工业在1937年沦陷后，有一个大转变，就是由大资本家买外国机器建立有十几部至二十几部机器的大厂局面，转变为招集小额资本用国产机器建立只有三五部以至一部磨子的小厂局面。
为什么天津的面粉工业会由大型转变为小型呢？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原因是由于电机发达，可以不用锅炉引擎生产面粉的同时，天津的铁工厂积累了经验，学会了制造磨粉机器，生产了自己的机器。这样，就给组织小型粉厂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资本家，看到小粉厂的局面小，只要有几万元的股本，就可以建厂，资金好凑，容易组织，而且不像大厂那样要用几百个工人，开支大，风险也大。所以资本家趋之若鹜，先后成立了很多小粉厂。十几年中，小型粉厂因时制宜，纷纷成立。
这些小粉厂固然有它的优点，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由于资本小，力量薄，面粉质量也差，不能和大厂相抗衡，所以很容易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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