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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14日的《益世报》刊载了天津博物院即将展出原始人头骨的消息：“此次更换从前未经陈列之品多件，如原人时代之人头骨，及原人所制之骨器、石器、陶器……”当年6月8日重新开馆后，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让参观者趋之若鹜。人们瞪着那残缺不全的“骷髅头”，摸着自己的脑袋，若有所思……
“如今，5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下落不明，那么，天津自然博物馆所保存的早期制成的模型就是弥足珍贵的了。”87岁高龄的胡承志告诉记者。
“天津存有‘北京人’头盖骨模型”
存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至今保存完好。这5个石膏做成的模型，只因为真品丢失，便显得格外珍贵。古生物学专家76岁的黄为龙详细地向记者讲述了模型的来历。
自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29年12月2日发现第一块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以来，周口店共陆续出土了5件完整和比较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北京人”的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
“裴文中发现了头盖骨之后，身为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教授的加拿大人步达生当即将已暴露出来的头盖骨的一部分修复好，随后就用瑞士苏黎世的一种原料制成了两个模型，一个自行保存，一个送至英国伦敦‘德门洋行’，又翻制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寄回来分赠给有关单位陈列。”不久，步达生将整个头盖骨修复好，亲自带往伦敦，由“德门洋行”复制，向全世界出售。
当每个售价7英镑的模型被世界各国博物馆争抢的时候，一个首批制成的模型早已漂洋过海回国，来到天津，安稳地躺在当时被称作“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之一的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的陈列室里。
“这3个模型都是我做的”
1937年，北疆博物院又迎入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它们是由1936年11月间贾兰坡发现的3个“本尊”复制的。
“这3个模型，都是我做的。”胡承志———最后一个见过5个头盖骨真品的人———告诉记者，“1937年的春天，魏敦瑞交待给我做的，那年我20岁。”魏敦瑞是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国人，著名古人类学家，他告诉胡承志“这是要给北疆博物院的”。
1931年，胡承志进入协和医院，步达生看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人，教他制作模型。据说这个外国人教了没几个月就不教了。步达生问为什么，他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什么呢？”此后，制作模型便成了胡承志的工作。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
“在我的记忆里，给北疆博物院的这3个应该是最早做的。第一个做完后，我还在上面写上了修复者魏敦瑞的名字，魏敦瑞表示不必写上他的名字，此后我制作的模型便只写上了制作者、绘色者和发现者的姓名及日期。”也就是说，有“魏敦瑞”大名的头盖骨模型，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当年，着色都是用水彩，胡承志唯恐褪色，特别将头骨模型放入蜡水中浸泡，让蜡层“封锁”颜料，保持本色。
模型上的字迹是工工整整的，按照胡承志老先生的说法，这样的工整也是绝无仅有。“在做给英国、美国的几个模型上，我的字迹就有些潦草。”因为世界各地博物馆来要模型的太多了，“非洲的、美洲的、欧洲的……魏敦瑞给我的条子就有一大摞。”
“天津存有化石的消息都不可靠”
“化石不见了，这些模型就是最重要、最珍贵的了！”胡承志不止一次地感慨道，1941年当他把“北京人”封箱准备转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竟是他看“北京人”的最后一眼。
郭沫若曾说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在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的。从此，中国、美国、日本甚至全世界都投入到了寻找“北京人”的进程中。
一、兵营藏有化石的消息不可靠。
“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天津和它的渊源却并未完结。1980年秋天，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专家夏皮诺专程来到中国，专程来到天津寻找“北京人”的化石。
为什么他把目光放在了天津呢？
河西区广东路的一所医院，60多年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大院。而1941年12月初，装箱的“北京人”化石正是被移交给了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夏皮诺得到消息：装着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到了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第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1975年，夏皮诺就把这个消息送到了北京，于是我被委派到天津做调查。”黄为龙回忆说，美国军营已经几经易手，那时已经是天津医专了。办公室主任告诉他，自从学校搬过来，根本没在地下室见过地板。黄为龙将消息反馈给夏皮诺，但夏皮诺执意要来天津看一看，1980年终于成行。
但6号楼在1976年地震的时候，就坍塌了，还算有幸的是夏皮诺还见到了6号楼的废墟。“校方组织了一些学生，帮助夏皮诺寻找有可能是‘北京人’化石的可疑痕迹，但一无所获。”夏皮诺肯定了“北京人”不可能在这里。
“他说他没有白来天津，总算弄清了一件事———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在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第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这个消息是不可靠的。”黄为龙笑着告诉记者。
二、天津那对夫妇没有代管化石。
1941年，一位美国军医带着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被日军俘虏了。这个军医名叫弗利，当时“北京人”头盖骨就在他的20多箱行李中，由他负责将箱子运到秦皇岛，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返美。多年后，传出消息说，弗利的两个箱子交给了一对住在成都道上的天津夫妇。
当年天津市公安局曾查访到了那户人家，夫妇俩已经分开居住，一个在天津，另一个在上海。而两个人对于代美国人保管行李一事所说相差无几。“他们说，他们家保管了2个箱子，一箱是衣物，另一箱是医疗器械，已经通过美国大使馆交还了。”黄为龙解释说。
三、天津的那家文物店不可能藏有化石。
“还有一种说法是天津有一个卖文物的商店，‘北京人’有可能在那里。但从文物商店的老人那里了解到，除了一些瓷片和瓦片外，没有见到中国猿人化石。”黄为龙告诉记者，由于胡承志当时将化石仔仔细细地包了6层，非常精致，装了两个箱子。如果出现过，并不难认得。
所有在天津的线索，全被证实不可靠。
“天津人没有错过‘原始人’”
这些模型，从来没有正式对外展出过，那时候的北疆博物院展厅是向一部分有社会地位的人和学生开放的，大多数天津老百姓没有机会一睹“北京人”的风采。然而，天津人虽然无缘中国猿人，却没有错过中国原始人。
1924年5月14日的《益世报》上，刊载了天津博物院即将展出原始人头骨的消息。天津博物院位于天津北站，因为要变更陈列品，一度暂停游人入内。“此次更换从前未经陈列之品多件，如原人时代之人头骨，及原人所制之骨器、石器、陶器……”
当6月8日开馆后，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让参观者趋之若鹜。人们瞪着那残缺不全的“骷髅头”，摸着自己的脑袋，若有所思……
“北京人”头盖骨到底在哪儿？
1945年4月1日，日本万吨巨轮“阿波丸”在我国台湾海峡牛山岛海域遭美军潜艇袭击后沉没。如今人们将目光聚焦在了打捞沉船上，希望随着“阿波丸”的出水，“北京人”重见天日。
然而，太多的疑云笼罩着“北京人”，打捞沉船也许并不意味着水落石出。
疑问一：日本人为何停止搜查？
1943年4月间，日本占领军开始搜寻“北京人”头盖骨。大约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说法。据说，当时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不久，被日本人关押很久的裴文中教授也被释放。
胡承志至今弄不明白，当时一切都在日本宪兵队的控制下，“日本宪兵队忽然草草收场，如果找不到能如此‘善罢甘休’吗？”
疑问二：华特生到底看到了什么？
1945年，德国恐龙专家许耐在给我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的一封信中说，英国生物学家华特生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北京人”头盖骨。但此事被夏皮诺否认，说华特生看到的是“爪哇人”头骨。
令人费解的是，长达9年之后，华特生又给英国《古物》杂志写了一封澄清信，反口同意了夏皮诺的解释。过了9年的时间，才突然说当年看错了，总让人难以置信。
疑问三：为什么“但是不能这样做”？
1945年，路透社和国民党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经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而麦克阿瑟总部交给中国方面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模型、照片和账本等。
1946年7月，裴文中曾接到美国华盛顿内政部地质调查所怀特·莫尔的来信，说他将被派去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工作，他受美国国务院的委托，要在东京查找“北京人”下落，希望裴文中能提供给他一些资料或去东京。裴文中未能成行，但一连寄了三四封信过去，却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一年后，怀特·莫尔再次来信，说已经辞去了从前的职务，又回到美国本岗位来工作了。
面对裴文中之于“北京人”的询问，怀特·莫尔说：“我曾努力寻找，但是不能这样做。”裴文中很纳闷，为什么是“不能这样做”？
疑问四：重金属下能够存放头盖骨吗？
在美国人交给中国人的资料里，有这样一段，就是说，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船上。无论是1941年还是1943年，如果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头盖骨，为何不立即运回日本，反而要将头盖骨不远万里从北方运到南方，又在1945年即将大势已去的时候再装上“阿波丸”呢？“阿波丸”沉下海底70米，1977年之后的4年间，我国的潜水员最深潜入58米，打捞上来锡锭近3000多吨，其他物资2800吨，并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或许船舱底层能有所发现？
“这样贵重的文物，是不可能放在船舱底层的。”黄为龙发表了这样一个意见。也就是说，如果“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阿波丸”上，那么化石所处的位置不可能在重金属之下；既然58米深处还见不到，那么就有可能不在“阿波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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