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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天津四大名园之一的金声茶园，坐落在鼓楼北路东第一条胡同，即现今元升胡同。茶园位于鼓楼东偏北方向，大门向西，两层砖木结构建筑。
四名园中“最有档次”
金声茶园楼上正面为散座，东西两面是隔断包厢，后台狭窄。百多年前的四大名园，属它规模最小。
然而，它地近府署县衙，长芦盐运使署也离其不远。贵胄富贾人家或陪客伴友，或偕妻拥眷，多习惯就近到金声茶园看戏消遣。只要是好角好戏，不在乎花钱多少。为此，园主不惜重金邀约孙菊仙、汪桂芬、程永龙、元元红等享誉京津的皮黄、梆子大家前来献艺。
在当时民众心目中，金声园无论是唱戏的还是听戏的，较之以平民百姓为服务对象的其他几家名园，用现在的话说都更上档次。金声园沾地利之光，社会声望与营业收入，均超过其他几家名园。
金声茶园刚开业时本名金凤园，没过多少天，园主采纳一位好戏的王爷建议，改称金声茶园。金声园时期，王克琴、孙桂秋、小荣福等第一代河北梆子女艺人都在此园做过领衔主演。她们在此园成名后又同时被邀请到上海，因此河北梆子在上海的兴盛，这批女演员功不可没。
在她们大红大紫的时候，王克琴被江南提督张勋纳为侧室，孙桂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纳为侧室(后又遗弃)，小荣福被北洋军阀刘延祥金屋藏娇。这些艺人刚刚崭露头角便丧失了登台作艺的自由。
王君直余叔岩半师半友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里商户遭到火焚，损失惨重。事后金声园易主他人，经过重新修葺，更名为元升茶园。
重新开业时，台口两边的柱子上多了一副漆金抱柱联，上联是“元气转洪钩，如闻盛世元音，俾孝子忠臣各存元善”，下联是“升高调凤琯，自有闲庭升步，合来今古往永庆升平”。彼时，尚未成名的余叔岩经常在元升园出演，且每有演出，必烦请天津票界翘楚王君直在后台为其把场。王君直还把为自己操琴的雅韵国风社琴票李佩卿推荐给余伴奏。王君直虽为票友，却得过潭鑫培亲授，学唱谭派有很深造诣。余叔岩经常随其左右，虚心请益。
王君直身居长芦盐务纲总之职，因此元升园经常为他票戏提供方便。他在那里演《空城计》，余叔岩陪演剧中的王平。后来余叔岩成为最早的四大须生之一，享名全国，仍念念不忘当初王君直半师半友的情谊。
1915年2月1日晚10时许，元升茶园正在演戏，突然楼上南角的桅灯燃着楼顶，霎时火起，园内秩序大乱，观众争相向外逃命，人声鼎沸，不堪名状。
所幸南五区巡长吉凤来和东三区区长及岗警若干名及时赶到，将火扑灭。虽然损失不太严重，但还是因修葺毁坏之处停业数天。
自清同光时期至民国二十年(1931)，金声茶园在娱乐业激烈竞争中维持了60多年。这期间，因为频繁更换股东的缘故，每换一次股东改一次名称，所以该茶园还曾有过景春、景转、中天仙、福仙等名，但其最盛时期是金声和元升阶段。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一大批新式戏园在天津兴起，旧式茶园无力与之抗衡，演出营业逐年衰微。元升园终于在1931年倒闭，原址一分为二，卖与他人做了仓库和木材厂。
张伯驹回忆元升茶园
民国初年的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在他所著《红毹纪梦诗注》里，有一首回忆他少年时代在元升园看戏的诗：“梆子皮黄共一班，永龙关胜众人传，元元红与小荣福，钟鼓楼东别有天。”作者在诗后作注云：“记余八九岁时，先君任长芦盐运使，使署在鼓楼之东，使署西有元升茶园，距署咫尺，余常往观戏。武生红净程永龙，余曾观其演《古城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九江口》等戏。程永龙尤以《收关胜》著名。关胜被擒时，扎靠，厚底鞋，登上两张桌子，锞子摔下，最为警绝。旦角为小荣福，大轴子戏则为梆子老生元元红。因此，虽是一小茶园，而其声誉不在南市下天仙、丹桂之下。”
张伯驹先生记述的是1905前后在元升园演戏的几位名角。其中的元元红，学名魏联升，为当时天津河北梆子的领军人物，他所创建的元派唱腔，经小香水、银达子等后学承传，成为老生行当的主流派。
1922年，元元红在哈尔滨作艺时，因社会误传其与当地恶霸姚锡九宠妾三荷花有染，被姚锡九雇凶杀害，成为轰动全国的社会新闻。1948年哈尔滨解放后，姚锡九被人民政府镇压，元元红沉冤26年终得昭雪。
元升茶楼解放后曾作为南开区房管局办公用房。近年该茶楼得到恢复，这是天津四大名园现存的惟一遗迹了。(甄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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