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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文化大师在天津”系列报道的过程中获得一条信息，1919年到1921年，一位来自美国的教育家让中国的教育界为之兴奋，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他，就是约翰·杜威。从一些文献记载上看，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杜威的足迹遍及了中国14个省市，先后发表200多次演讲。但记者在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研究杜威的中文专著中，竟然找不到杜威在天津演讲的详细情况。
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天津的教育发展迅速，从小学到大学，从专门学校到综合性大学，在天津都能够找到范例，而作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杜威，来到中国没有理由不来天津。他究竟来过天津吗？杜威来天津报纸中会有报道吗？如果他来津演讲，内容又是什么呢？带着这几个疑问，记者先后采访了几位专家，并翻阅了当时京津沪地区的知名报纸，希望从中勾勒出杜威来天津演讲的详细情况。几经周折，记者终于在南开学校出版的报刊中捕捉到相关信息。
首过津门 未及演讲先赴京
二到津门 演讲记录少记载
1919年5月29日，天津火车站月台上，胡适等人正在等待着从上海方向开来的列车进站。在这列火车中，有一位60岁上下的美国人也在向列车外张望，他就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约翰·杜威。1919年年初，当陶行知等人知道杜威在日本演讲后，就与胡适、梁启超等人协商，要把他们共同的老师———杜威请到中国来。在他们的邀请下，1919年4月，杜威来到了中国，并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始了巡回演说。5月29日，是杜威北上抵达天津的日子，在杜威来北方前，北京舆论界认为杜威不会立即赶到北京，估计会在天津逗留一段时间。谁知胡适见到杜威后，当天就迎接杜威进了北京，杜威第一次到天津，竟与天津的教育界擦肩而过，没有留下任何的演讲记录。严格地说，杜威第一次来天津，仅仅是路过而已。
“几年前，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曾经关注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从南开大学的出版物中曾发现了一些杜威来天津的零星记载。但由于选题的原因，我没有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考证。”南开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元青教授告诉记者。元青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杜威与中国》，在他的论文中，对杜威来华的主要演讲记录得非常翔实，并剖析了杜威对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我记得在梁吉生老师编写的书中曾提到过关于杜威来天津的情况。你可以到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去看看，在那里，你或许能够找到杜威来天津演讲的情况。”元青提示记者。
南开日刊 本埠新闻露玄机
工业学校 杜威演讲伯苓译
在元青教授的提醒下，记者又找到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梁吉生。据了解，梁吉生教授在1919年南开学校的出版物中看到过关于杜威演讲的记载。“我记得时间应该是1919年7月31日，杜威在天津发表了演说。在杜威抵达天津后，张伯苓在南开学校的教师寓所宴请了他。虽然我在一些书中提到了杜威来天津演讲的具体时间，但在翻阅资料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按照这个时间往后查，因为一般这种历史事件的报道都要错后几天。”
果然，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的藏书中，有一套《南开日刊》，在这部资料的1919年8月1日第二版本埠新闻栏目下，有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杜威博士演讲记》。据记载，杜威于1919年7月30日正式来到天津，并在直隶工业专门学校进行了一次演讲；7月31日，在同一个地方，杜威又发表了第二次演讲，当时会场上有50来人，大部分是天津教育界的人士，只有四五个学生。这则消息就是南开学校的学生在听完杜威演讲后，根据记忆所写的报道。
当时给杜威作翻译的就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那次演讲中，杜威亮出了自己在教育改造方面的核心思想。他以《教授科学的方法》为题，讲授科学没有目的不行，西方近代文明的发达，就是因为大量地应用科学的进步成果，而科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能够生产各种工艺品和交通工具，更在于它的方法。杜威认为，人类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有好奇的一面，而科学的方法就是应该利用人类好奇的思想，去考察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教育家的任务是传授给学生科学的方法。
在那次演说中，杜威强调了实践对于教育学生的重要性。他认为，学生可以读一些在充分考察后出版的学科专著，但应该自己先考察各种现象，之后再读书；不然，不但学生不能够领略科学的真谛，甚至会毁灭学生的天性，而且那些书将只有“字”的价值了。所以，教育家要从贴近学生生活的现象开始讲起，要通过引起学生对考察现象的好奇心的地方开始讲起。
虽然这段记载很简单，但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杜威确实来过天津，杜威来天津演讲是张伯苓陪同翻译。杜威演讲的内容很短，但却是他本人关于教育改造理论的精华所在。而杜威的这些演讲，对张伯苓等人的影响非常大。张伯苓曾在美国专门考察教育，为后来的南开系列校的教育改革提出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杜威对他的影响。
杜威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引起了张伯苓等人的浓厚兴趣，据元青介绍，在南开学校发展过程中，张伯苓极力倡导学校要联合社会，书本知识要联系实际，发展个性和崇尚自然等教育主张，很明显地带有杜威教育观的影子。尤其是在学校自然学科的课程设置上，基本上是按照杜威的教育观点来进行的，如南开学校高一的普通化学课，张伯苓要求要注重日常生活中有关化学知识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教学生化学方面的知识；再如对物理学科，张伯苓认为，这门课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周围的自然环境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让学生更加明确通过所学的知识去利用自然，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系统的思想和独立创造的能力。
元青告诉记者，仅从上述张伯苓的观点中，就可以看出1919年杜威在天津的演讲对张伯苓办学思路的影响，而张伯苓更是把杜威教育思想带到了南开，指导了南开学校的教育实践。
三次来津 个人主义辨真伪
胡适同行 青年会中做演讲
与第二次来天津有所不同的是，杜威第三次来天津多了一位陪同人员，此人正是邀请杜威来华讲学的胡适。那是1920年1月2日，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之邀，杜威再次莅临津门演讲。这次他在天津的演讲内容是关于真假个人主义的话题，翻译是胡适。
针对许多中国人对个人主义看法的一些偏见，杜威亮出了自己多年思考后的观点。他认为，物质发达后，道德堕落和伦理被破坏不应该归咎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他认为个人主义首先要做到不人云亦云，要用自己的头脑观察和研究，要有独立的思考。同时，他认为首先要有思想上的革命，然后才会有物质革命。杜威在演讲中着重强调了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信仰和独立的思考去工作，并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要努力前行，这样的个人主义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这也是欧美三百年来物质进步的重要因素。有独立精神的个人主义是真正的个人主义。
杜威讲课伯苓翻译
作为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在那个时代的教育界已经有很大的名气了，为什么杜威来天津演讲，由张伯苓担任英文翻译呢？
据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梁吉生教授介绍，张伯苓的英语非常好，尤其是口语非常流利，这一点要从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说起。在北洋水师学堂开设的课程中，英文是必学的课程，因为当时大量的舰船知识要从西方引进，而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更是留学英国，并在学生中间传播西方的先进理论，渴求学习知识的张伯苓在那时候就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后来张伯苓又先后到欧美国家考察，英文水平更是大有长进。
再有，杜威来天津讲学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张伯苓。1917年，为创办南开大学，张伯苓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当时杜威正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任教，张伯苓进入该校后，如同普通学生一样投入到学习当中，学习近代教育、教育哲学和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课程。在那里，张伯苓认识了杜威，并对美国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非常赞同杜威的观点。1918年6月，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英文演讲，发表对中国教育的看法，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能力。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伯苓的英文功底和他对杜威等美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熟悉程度，因此，杜威来天津演讲，由张伯苓担任翻译不仅能够流利地进行翻译，同时，由于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熟悉，便于与杜威进行直接的沟通，让天津教育界能够更加充分地吸纳杜威教育思想的精华。
小资料
约翰·杜威(1859～1952)，作为实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代表和实用主义教育的创始人，杜威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1919年，应胡适等人的邀请，杜威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讲，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杜威思潮，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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