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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10日，一列从北京开到天津方向的火车徐徐进站，当列车停稳之后，乘客们陆陆续续地从车厢里走下来，有两个衣着朴素的人走了下来，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这是鲁迅先生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来到天津，那一年他29岁。
1912年夏天，洪水袭击了中国北方地区，天津以及周边地区受灾很重，而且当时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后不久，鲁迅先生从北京来天津干什么？
“鲁迅到津是为看戏”
“鲁迅先生当年来天津是为了看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铁荣教授这样介绍。在人们的印象中，鲁迅先生对戏曲不感兴趣，怎么突然到天津看起戏来了？面对记者的提问，张教授笑了笑说：“没错，鲁迅的祖父曾经立下家规，凡是周家(鲁迅本名周树人)的子孙不允许看戏，他祖父认为那样会让子孙们堕落，当然这里带着个人情绪，不过后来鲁迅先生甚至他们一家人对戏曲确实不感兴趣。”
既然不允许子孙看戏，鲁迅先生为什么还要从北京到天津来看戏呢？“中华民国成立后，设立在南京的临时政府正在往北京搬迁，鲁迅先生随着教育部北上，并到北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这个职务实际上工作很杂，其中一项工作是考察民间艺术，天津的新剧(近代话剧)在北方地区很有影响，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考察天津的新剧情况。”
“鲁迅住在西北角”
从6月10日至13日，鲁迅先生在天津逗留了三个白天和两个夜晚，他住在什么地方呢？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来天津的事情是这样记述的：“6月10日，午后与齐君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看来，鲁迅先生在天津住在了同在教育部工作的齐宗颐亲戚家中，那么鲁迅住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日记中，他并没有明确记录。
“说来也巧，从20世纪70年代，我就专门研究鲁迅先生，因此，非常注意关于鲁迅先生的各种信息。大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在文章中，那位作者提到了这么一句，鲁迅先生曾经住过他们家，作者是穆子荆。”
张铁荣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线索，于是，他就来到了位于西北角的穆子荆家中，“穆先生是位非常有名气的书法家，他的亲戚就是齐宗颐。”穆先生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看得出来，老先生家境富裕。“当时我就问穆先生，鲁迅先生来天津的情况，穆先生当年也就是十多岁的样子。在穆先生记忆中，鲁迅先生当时就留着胡子，衣着很朴素，为了招待从教育部来的客人，穆先生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
也许是因为行程安排非常紧的缘故，也许是习惯了南方饮食的鲁迅对天津菜不习惯，那一天鲁迅先生并没有在穆子荆家吃饭。
“鲁迅看了一出话剧”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当年鲁迅先生看戏的情况，6月10日，鲁迅到了天津后，从穆子荆家中出来就赶赴南市地区的广和楼看新剧。遗憾的是，那一阵子天津阴得很厉害，可能是怕下雨观众来得少，广和楼没有上演新剧，鲁迅先生就到了丹桂园看了一出旧剧。
转天上午，鲁迅先生到了旧日租界买了一个领结和一双皮鞋，下午到天乐园看了旧剧。到了晚上，鲁迅先生又到广和楼看话剧，这次看到了一出反映当时中国北方水灾情况的剧目《江北水灾记》，这出戏是按照当时水灾的情况演出的，非常符合当时话剧的特点。演员主要是一些年轻人，观众有130多人。看完演出后，鲁迅先生对这段话剧的评价是勇气可嘉，同时他认为“识与技均不足”。
“鲁迅先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当时中国的新剧即话剧主要是从日本学来的，虽然鲁迅先生家训不允许看戏，但日本街头和剧场经常会演出各种话剧，耳濡目染，鲁迅对话剧也有很高的欣赏品位。”张铁荣教授介绍道，“从鲁迅日记中的评价来看，可以看出这样的信息，当时的话剧演员对生活体验不足，在演出时对灾民的模仿不够，再有就是临时编的剧本，可能演员对剧情的理解也不是很充分。所以，鲁迅认为演员的演技和认识都没有到位。”转天，鲁迅先生结束了对天津新剧的考察，在小雨中乘火车回到了北京。
“鲁迅给爷爷写了56封信”
在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与河北路交口处，有一座二层的洋楼式建筑，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鲁迅研究家李霁野先生曾经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爱和提携，彼此间建立了亲密而深厚的师生情谊。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离开北京不久后，李霁野也从北京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两人经常通过书信交流。
记者采访了李霁野先生的后人，从他的后辈口中了解到当年一代文学巨匠提携后生的诸多细节。“为整理《李霁野文集》，我们专门收集了鲁迅先生与爷爷的通信，后来我们在《鲁迅书信集》中发现以‘霁野兄’开头的信件多达56封。”李霁野的孙女李正虹向记者介绍。鲁迅先生年长李霁野23岁，但他发现李霁野在翻译方面非常有才华，经常以“朋辈”、“同一营垒的战友”来称呼李霁野，而在往来的书信中，则在书信的开头称“霁野兄”，而李霁野则以大量脍炙人口的译作出版来报答恩师。
“那些信虽然都很短，但对爷爷在翻译出版方面的启发很大，有时甚至为了几个小的细节，鲁迅先生都要写信提出来。”在上海筹备鲁迅纪念馆的时候，李霁野先生把这些珍贵的信件都捐给了研究馆。
九十高龄忆恩师 一件小事难忘却
“鲁迅先生病逝后，爷爷几乎在每个鲁迅先生的诞辰日都要撰写回忆文章。1994年，是爷爷90大寿，当时我记得爷爷很高兴，虽然语速很慢，但还是给我们讲起了当年到鲁迅先生家里的情形。”李正虹回忆道。那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鲁迅先生的提议下，李霁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北京成立了未名学社，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李霁野等人是最初的社员，这个社团是一个以译介进步文学为主旨的文学团体，先后出版过二十多种书籍和《莽原》、《未名》两种期刊，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是在《莽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对这个社团非常关注，并经常给这些年轻人指导办刊、写文章，而鲁迅先生的家，也经常会有这样几位忘年交前去拜访。
“当时爷爷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很动情，很多的细节也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爷爷等人去鲁迅先生家里谈创作的时候，鲁迅先生家里很简陋，也没有什么好招待客人的，就经常拿出罐子里装的花生给他们吃，边吃边聊天。有一次聊到兴致正浓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发现，罐子里的花生已经没有了，于是鲁迅先生的家中传出爽朗的笑声，大家继续开心地聊了下去。”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但却深深地刻在了李霁野的脑海里，到了90高龄，他还把这段故事讲出来，讲给自己的家人听。可见，一如许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一样，接触过鲁迅先生的那些人，对鲁迅先生的品格始终无法忘却。
于是，在李霁野先生生前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看到了那间经常有年轻人拜访的陋室的情况，那真可以称得上是“斗室”，后墙的上部全是玻璃窗，外面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棵稀疏的小树，窗下是一张木板床，却几乎占去了屋里四分之一的地方。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的李霁野感觉到屋子里的一切和先生的衣服都有一种乡里的朴实的味道。
于是，在那些个寒冷的北京冬夜里，在寂静的街道上，几个年轻人从巷子深处走出来，一个伟岸的身躯站在自家的院门口目送他们远去。一如李霁野先生生前回忆的：“这印象不会磨灭！”
成名之作译《简·爱》 恩师鼎力助出版
提到中译本《简·爱》，就必须提到李霁野，正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这部书的足本翻译工作，才让读者通过李霁野细腻传神的翻译，了解了这部世界名著的妙处。而这部书能够出版，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鼎力帮助。
1930年，李霁野先生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在头两年，爷爷忙着教学和行政工作，自己的翻译工作停顿了一些时间，后来冯雪峰给爷爷写了封信，提到了鲁迅先生的谈话，‘霁野当了教授了，就不努力翻书了。’当时是1932年秋天，爷爷正好准备翻译《简·爱》，就连忙给鲁迅先生写了封信，说自己正在翻译这部书，翻译完将寄给他看，鲁迅先生听后很高兴。”
那些日子，李霁野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翻阅这部世界名著，译本翻译后，曾经给过某出版社，但一拖就是两年没有出版。“鲁迅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把爷爷的书稿介绍给了郑振铎先生。1935年8月20日，在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第4期开始连载，并在1936年印行单行本。茅盾在阅读这个本子后，还专门对爷爷的译本提出非常细致中肯的分析意见。”
李霁野的译作《简·爱》，是第一本完整的中译本，它的问世奠定了李霁野文学翻译名家的地位。这部译作中，李霁野忠实原文、流畅的翻译，达到了翻译著作“信、达、雅”的最高境界，同时还配有评述论文以及翔实的作品产生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译作非常少见。但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提携，这部译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读者见面。
恩师遗愿厘沙路 毕生寻找终得成
“爷爷去世前，曾经为一个菲律宾诗人的译作专门写过一篇序言，那时爷爷已经90多岁了，不能用笔写字了，就口述着，由家里人代笔。我们感到很奇怪，等到序言写完了，我们才知道，爷爷是为了完成鲁迅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
早在未名学社成立之初，这个以翻译进步作品为己任的社团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提携，当时鲁迅先生经常与李霁野等人聊天，谈及一些国外的进步诗人和作家以及作品。“当时，鲁迅先生曾经嘱咐爷爷寻找菲律宾诗人厘沙路的作品，他要翻译出来，但直到鲁迅先生去世，也没有完成这个心愿。”1936年4月，当李霁野从欧洲回国时，路过上海，拜访了鲁迅先生，这竟是师生二人的最后一面。得知鲁迅去世的噩耗，怀着巨大的悲痛，李霁野开始了寻找厘沙路作品的漫漫60年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90多岁的李霁野在寻找了数十年后，终于找到了厘沙路的作品，并找人把作品翻译出来，自己口述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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