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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文化在天津的广泛传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私人商帮、船队北上京津。自金朝开始，天津城市就依漕运而建，只不过当时称作直沽寨而已。历经数百年，漕运对天津城市聚落的巨大推动力，不仅表现在漕船、粮食、运丁大量汇集于天津，而且国家政权从事管理漕运的行政机构、督漕官员的设立，还带动了如仓储、船舶修造等相关产业。特别是官府为稳定漕运队伍调动运丁积极性，明清两代均明文规定漕船夹带免税商货，称为“土宜”。因此漕运开辟沟通南北航线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拉动了私人商船队的冒险北上。不但东南沿海的闽粤江浙商人结队而来，就是皖赣湘鄂商货也加入了这支长途贩运的队伍。
随着漕运大军浮海北上的南方私人商船队伍纷纷北上天津，一大批联络乡土情谊的商人会馆和公所出现了。据《天津商会档案全宗》的历史文献所证，最早来津的是闽粤帮商人，在乾隆四年(1739)由福建漳泉二府与广东潮州三帮商人集资兴建了闽粤会馆。史载闽粤会馆“又名天后行宫，每船平安抵埠，必到天后行宫酬答神恩，并以会馆为众商集议之所”，这里所谓“天后行宫”，显然是相对东门外天后宫作为天后常居正宫而言的，因此每年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举办庆典时，其中重要仪式之一，即是在全副銮驾护卫下将妈祖神像抬至坐落于针市街西段的闽粤会馆，以示回娘家之意，停留一夜，第二天再穿城游街返回。这样不仅使庆典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也使妈祖崇祀仪式更加隆重，并大大增强凝聚力，从而为天津城市迅速崛起注入了更强的动力。
江西景德镇磁帮商人则于乾隆十八年(1753)在估衣街万寿宫设立了江西会馆。天津开埠后，南北埠际贸易更加发达，南省商人会馆纷纷建立。于是在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二年(1886)间，先后建立了浙江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清末又建立云贵会馆等。这些商人会馆一方面既崇祀本地守护神，又都是妈祖的虔诚崇拜者。尤其是于嘉庆十二年(1807)前建立的第二家山西会馆———山西旅津杂货十三的山西会馆，就坐落于江西会馆斜对面的估衣街北侧中间，表明清代曾执全国商界牛耳的晋省商帮与南省商人在天津也紧紧走在一起，共同为早期天津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后于1907年由广帮众商新崛起的买办商人梁炎卿、郑翼之等为主，捐资兴建了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广东会馆，作为广帮商人会议之所，也为中西文化的承接与融合架起了桥梁。(方广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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