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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婆”这个词听起来已十分遥远。但旧时的天津，找“接生婆”为孕妇接生是经常的事情。这些接生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用的器械全是居家用品，而且不消毒，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
1930年，为改变“全市人口稠密，生产率亦高，而收生助产之事，皆操旧式产婆之手，既不卫生，又多危险，妇女因产而牺牲者，不可胜数，殊违人道”的情况，天津市成立第一所专业助产学校，准备用经过专业培训的“业内人士”来代替旧式的“接生婆”。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但是，中国有句俗话：“生儿如进鬼门关。”短短的几个字就表达出了母亲所经历的痛苦与危险。旧时天津，人们习惯性地在孕妇临产的时候，找一名妇女到家里，为产妇“接生”。但这些人从来没有受过教育，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用的器械全是居家用品，而且不消毒，所以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
1930年，为改变“全市人口稠密，生产率亦高，而收生助产之事，皆操旧式产婆之手，既不卫生，又多危险，妇女因产而牺牲者，不可胜数，殊违人道”的情况，天津市成立第一所专业助产学校，准备用经过专业培训的“业内人士”来代替旧式的“接生婆”。“虽然接生婆这份‘职业’真正消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但在旧中国的天津能够开创这样一所学校，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69岁的主任医师刘勃晨告诉记者。
接生婆也是“催命婆”
“在新式助产士出现以前，天津大多数生头胎的妇女都要面对‘鬼门关’一样的危险，而帮助产妇生产的就是‘接生婆’。接生婆在产妇生产前，倒是早早就来了。如果顺产，跟接生婆没什么关系；如果难产，接生婆也没有办法。问题在于，生得顺利是接生婆的功劳，出了人命她一概不负责任，她会说：‘难产而死的女人找替身来了，我没有办法’。”
中心妇产医院85岁的王淑雯主任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我国北方的顺产产妇在生产过程中，从第一次肚子痛开始，直到孩子顺利出生，平均要经过13小时33分钟。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当中，虽然接生婆是一些有经验的老年妇女，但是她们的经验并不准确，而且由于不懂医疗，一旦发生胎位不正难产、妇产大出血、产道撕裂等突发事件，她们根本无法应付，很有可能好心办成了坏事，接生婆成了“催命婆”。
接生婆“三件宝”
刘勃晨说：“当时天津所谓的‘接生’，基本上是瞎搞。当时大多数妇女认为自己的‘命贱’，‘不值钱’，生孩子是女人天生就会的事情。有些生过几胎的妇女在孩子出生之前，一直在干活，等到孩子掉在裤裆里，才匆忙赶回家，将接生婆叫来，用一把剪刀将脐带剪了。所以，当时接生婆常备在手边的‘三件宝’就是普通的剪刀、一个盛热水的木盆以及一条不知从来弄的‘脐带布’。而且，接生婆在接生过程中，也不戴经过消毒的手套，赤手空拳接孩子、包脐带，脐带经常发炎。”
这样，产妇和婴儿很容易因为接生婆手里的那把没有消毒的剪刀、用了不知多久的木盆，还有那好像几年里都没有换过的脐带布得上“破伤风”。所以，当时还留传着“七天风，八天扔”的一句俗语，就是孩子出生后第七天就死亡，第八天就可以扔了。而产妇更是危险，有些接生婆竟用手拽住脐带用力将胎盘往外扯，导致产妇子宫整个翻转过来，甚至被扯出体外。
接生婆“三怪招”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陈亚琼的母亲曾经接触过旧时的接生婆，据陈亚琼介绍，当时的“接生婆”在接生过程中，除了指挥孕妇使劲儿外，几招帮助产妇生产的方法也很奇怪，根本没有科学根据，容易导致产妇发生意外。
一般情况下，“接生婆”会让孕妇嚼自己的头发往肚子里吞，引起呕吐，借此增加腹压。如果还不行，她就使出第二招，说孩子还没来，让孩子的奶奶到外面去呼喊，叫孩子快点来，像招魂一样。如果还不成，她就使出第三招：动粗。她们会用手向产道方向推孕妇的腹部，有时候还会用“擀面杖”推产妇的腹部，说是要让孩子“赶紧”出来。
“还有，如果孩子横位，手先出来，她就说，孩子讨钱了，快拿钱来。家人赶紧往接生婆手里塞钱，如果是儿子，还得加倍，好像儿子是她生的一样。整个过程，基本上像巫术，这与当时社会对生死问题的信仰有关。生产不太顺利的农妇经常被弄得非死即伤。我的家乡一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大肚婆难过鬼门关，一脚在阳间，一脚在阴间’。那些接生婆就像鬼门关前一位极不负责的门卫，产妇的生命就‘捏’在她们手中。”陈亚琼告诉记者。
助产校免费接生
1930年，天津成立这所助产学校，而且是天津惟一一所产科专门学校，这在天津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学校成立之初，由当时天津卫生局第三科科长张丽泉和卫生指导员戴静琳女士主持日常工作。
学校除了日常教课用的教室外，还设有一间病房、一间产房以及一间婴儿房，病房里的被褥全都是社会人士捐赠的。在产房内，除了有产床等西医使用的助产设备外，在产床前还立着一个屏风，并且在靠墙的柜子里还备有大量的药品。当时学生共有两个年级，共36人，每天需要学习产科学、护病学(护理学)、饮食学(营养学)、细菌学以及国文和英语。学生们每天都要实习一次，学制两年。
学校的经费来源于当时的卫生局，但十分有限，经过戴静琳女士多方筹措才能够维持。就是这样，学校还是免费接收产妇，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有机会亲自处理一些情况。据资料记录，学校“已将病室及各实习室布置齐备，今后各生无需再赴他处实习，病室即日起实行收生，所有到校请求收生者，一律免费，但因学校经费有限，维持校务，尚感困难，故对生产者每日食用及药料，略收数角，如极贫寒者亦免收，因本校设立原为服务社会，帮忙贫寒，将以前旧产婆手中把持之无学理、草菅人命之收生事业取回，而使妇女界于生产上减少苦痛及危险，并可使学生得观看及实习之机会……”
陈亚琼告诉记者：“助产士的出现是妇女生育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她们采用了专用消毒医疗器械以及正确的助生方法，避免了产妇和婴儿破伤风以及其他并发症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婴儿的成活几率。”
注：天津市立助产学校，1930年建立，1947年更名为天津市立医院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54年定名为天津市护士学校。1997年11月3日与天津市职工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天津市职工医学院(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166号)。
昙花一现助产学校
其实，早在成立这所天津惟一一所助产专业学校以前，天津就曾经有过教授助产专业的学校———“女医学堂”，只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去接纳它。
据天津市档案馆珍藏的一份1906年的档案记载，专门培养助产护士的“女医学堂”拟在广仁堂内成立，学堂主要招生对象是广仁堂里的贞洁寡妇，数量不足时再吸收外面的女子入校。至于教师，既要选懂科学，精通技术的，还不能是男性，因此便聘请了法租界女医院的院长代为教授课程，学生毕业以后获得文凭，可以从事专业的工作。生活贫苦的孕妇可以免费到广仁堂分娩，由堂里学习过接生法的寡妇们负责全职护理。
可以说这是天津较早出现的专门培养助产士的学校，只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所“女医学堂”最终消失在悄无声息中，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天津接生婆的业务依旧红火兴旺，依旧是大多数孕妇家人眼中的“红人”。
“接生婆”成历史名词
其实，天津“接生婆”这份职业正式消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国家卫生部门实施“旧产婆改造计划”。是改造，而不是换人。国家将接生婆集中到正规医院受训，告诉她们器械必须高温消毒，不得开水一冲了事；规定她们必须要让孕妇躺着，不得坐在凳子上生等等。
据了解，旧社会由于经济落后，生活贫穷，孕妇生孩子只能找接生婆到家中接生，结果造成母婴死亡率极高。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孕妇死亡率为1%，婴儿死亡率为28%，最高的时候，产妇死亡率高达15%。
解放后天津大力推广新法接生，积极开展妇幼保健活动，取得很大成效，使母婴死亡率大大降低，“接生婆”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我就是助产士接生的”
刘勃晨还告诉记者，69年前她出生的时候，不是接生婆接生，而是助产士接生的。“直到我长大后，我的母亲还记得当年助产士接生我时的情况。据她回忆，当时她开始出现临产迹象的时候，家里人听了邻居的劝告，把母亲送到了医院，请助产士帮母亲接生。助产士一身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帽子以及她们手上戴着的消毒手套、消毒包里取出的医疗器械，成了母亲经常提起的往事，而且让产妇放心的各方面照顾也给妈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让第一次接触到专业助产士的妈妈也倍感新奇。”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助产士李旭说：“助产士绝不同于旧社会的接生婆，只负责接生那么简单，除了需要经过专业学习外，还要帮助孕妇做好产前产后的工作，掌握大量接生婆根本不懂的专业技能，比如听胎心、判断胎儿位置等等。在没有现在的胎心监护仪这些先进设备出现之前，助产士要用一个听筒放在产妇的腹部，用自己的耳朵仔细监听胎儿心脏的跳动，如果胎儿有突发情况，要做及时处理。而且助产士在帮助产妇生产时，也不同于接生婆只坐在一边等待或是用野蛮的手段‘促生’，而是使用专业的手法放在产妇几个不同位置，帮助产妇。”（王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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