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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服饰收藏家何志华老人的家，仿佛立刻回到了过去的年代，各种式样的明清服饰让人爱不释手。打开一个旧式的木柜，里面的物品让人眼花缭乱，红、蓝、青、绿各种颜色的绸缎整齐地叠放在一起。何老小心地从里面拿出一叠缎子，轻轻展开，啊……绸缎上精美的图案不由让人眼前一亮。
何老指着缎面上的图案告诉记者：“缎子上的图案，是当年代表天津地方服饰特色的一大体现。虽然当时的天津刺绣不像苏绣、湘绣那么有名，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刺绣也是天津女性必不可少的一项‘专业技术’。”
“花样子”绣出富贵牡丹
在何老收藏的绣花绸缎中，绣花的种类图案也不尽相同。牡丹富贵、龙凤呈祥、牧童晚归……何老告诉记者：“这些花样绣在绸缎上，无外乎有几种用途。一种是装饰衣服，一种是身边佩戴的饰品(荷包)，一种是鞋面的图案，再有就是手绢上的图案。旧时的天津，妇女必须学会裁剪刺绣，称为‘女红’。据我奶奶讲，老年间新媳妇过门以后，要给婆婆做一条裤子，但不准新媳妇用尺量尺寸，全凭新媳妇的眼力估算。如果这条裤子做得特别合适，从此就在婆家享福了，就会受到婆婆的高看。如果做的裤子肥瘦长短太过离谱，以后在婆家就没有好日子，受累的活就得全由媳妇干了，并且还会落个‘拙老婆’的名声。相声‘拙老婆’，实际说的就是那样的媳妇。”
说到裁剪与刺绣，两者之间恐怕不能做相同的比较。在一块缎子面上，要绣得布局合理，图案针线细密，不光要有耐心，而且还要有美术造诣，一般的妇女怎么能达到呢？没等记者询问，何老从一个大相册中拿出许多剪纸，一张张摊在记者眼前。
“这些剪纸可不是一般的剪纸，这种剪纸称为‘花样子’，专门为刺绣所用。”何志华告诉记者。“是不是女孩看着‘花样子’的图案，在缎子面上按图绣出来？这要求还是太高啊。”“不是‘看’着，而是把花样子粘贴在缎面上，然后用绣线盖住图案，这样就在缎面上形成了剪纸所要反映的内容。所有的图案绣毕，花样子就留在了缎子上，也不必拿出来了。过去服饰上的花样，都是按照这种法子绣出来的。不然，谁敢说拿起针来就能绣出栩栩如生的各种图案呢？”
天津“女红”品位高
收藏了这么多年的服饰、刺绣，何志华对天津当地的刺绣水平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当时天津与北京的刺绣作品，还没有达到苏绣、湘绣等名绣的水平，天津刺绣主要反映了城市妇女持家能力的一个方面。当时的妇女学习刺绣、缝纫，主要是用于自己家庭，少数人家的妇女也通过这项技术作为谋生的一个手段。这样一来，天津刺绣作品反映了大城市审美观与农村的差异。”
为了展示清代与民国前期刺绣水平的不同，何志华先生拿出来自不同地区的刺绣藏品让记者观察。出自天津妇女手中的作品，不论是衣袖的图案，还是针线的华丽、运针的细致、颜色的搭配以及构图的雅致，都是当时内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所无法相比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咱们天津妇女的刺绣不‘俗’，而且手‘巧’。”何志华给记者展示的一个妇女头箍，尽管上面镶满了各种银饰品，但不太讲究的图案与颜色，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不足。
“下岗”大师天津传艺
谈到刺绣收藏，何志华至今还有一个遗憾。“1912年至1913年期间，苏绣代表人物———沈寿(1874—1921)来到天津开设教绣处，传播苏绣的真谛。可惜的是，我至今没能找到沈寿女士在天津的作品。”
能够被何志华老人这样尊崇的作品，当然是世间少有的作品。而苏绣奇女沈寿，更引起记者的兴趣。何老介绍说，沈寿原名沈云芝(字雪君)，世居苏州红坊。沈雪君冰雪聪明，学绣读书，非常勤奋，从7岁起，随同姐姐沈立学习刺绣，13岁的时候绣品便已十分精绝，慢慢地成了当地商人抢购的商品。
1893年，沈雪君与举人余兆熊(余觉)成亲，从此余兆熊每天半日读书，半日陪着沈雪君研究刺绣。当时沈雪君的绣艺虽然高超，细腻精致，但构图立意仍未脱“金玉满堂”、“福禄长贵”的模式。余兆熊和沈雪君夫妻合作，早晚研究，从构图、色调、意境、成法各方面加以改进。当时在上海有一家刺绣世家“露香园”，主人姓顾，创始于明朝，“露香园”中所绣的花鸟条幅，被王公贵胄们视为珍品，“顾绣”名声大噪。后来沈雪君的绣品却是后来居上，看过的人都说：“针端夺化，指下生春，已经凌驾露香园之上了。”
但最终成就沈寿的，不是沈寿与“顾绣”的比较，而是来自当时清朝的最高人物———慈禧太后的恩赐。何志华老人说，沈寿从什么时候出名，为什么又叫“沈寿”，都与慈禧太后有关。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慈禧太后的70大寿。臣子们为讨老佛爷的欢心，从朝廷到地方，无不挖空心思，搜集珍品奇玩。有心人便找到沈雪君，于是由余兆熊设计，沈雪君精心绣制，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绣成山水、花鸟、佛像、法画各四幅，连缀成四个屏障，送到北京。
慈禧70寿诞那天，由太监李莲英搀扶着，一路看过来，忽然发现了墙角里的几幅寿屏，工致妍雅、细腻绝伦、构图新颖、赏心悦目。不禁伸手抚摸，啧啧称奇，对李莲英说：“查一查这是哪个奴才送的，叫他招那刺绣的人一同来见我。”送屏的官员喜不自胜，星夜准备一辆豪华马车往杭州赶，把沈雪君夫妇连同沈雪君的姐姐沈立一并接入北京。
对余兆熊来说，一个举人，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破格荣耀。在赐宴后，慈禧又召见了沈雪君，对这个玲珑的苏州姑娘甚是喜爱，大加赞赏。第二天，慈禧赐给沈雪君“福”、“寿”大字，于是沈雪君夫妇分别改名沈寿、余福。
过了几天，朝廷在京城成立绣工科，钦派余兆熊为总办，沈雪君为总教习。但辛亥革命后，绣工科被解散。没有了生活来源的沈寿，只好从京城来到天津，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女子绣工传习所，通过招生收取学费维持生活。
天津初见仿真绣
1912年5月，天津法租界梨栈大街拐角处生昌号丝线店(今和平区哈尔滨道与辽宁路交口附近)，门口醒目的“余沈寿教绣处”招牌在空荡荡的租界区内显得格外惹眼。何志华介绍说，当时这一带被称为“梨栈”，因1898年最早有一家经营水果(主要是鸭梨)的批发货栈而得名。但当时这里还只有一些小商店，虽然在1911年以后商店开始增多，但绝对没有达到1920年以后的繁华。所以，沈寿开设的刺绣培训班，只能招少量的学员。
沈寿的刺绣不仅声盖国内，同时也名扬海外。宣统二年，意大利王后诞辰，沈寿刺了一幅与真人一般尺寸的意大利王后绣像，使得有世界大美女称号的意大利王后，活生生地凸现在绢帛上，呼之欲出，叹为观止。绣品如期运到意大利，意大利王后一见，大为惊奇，认为是世界第一流的美术作品。意大利国王亲笔致函清朝，盛赞中国艺术的精湛伟大。同时以王室徽章、意大利王后平日所戴的金刚钻手表送给沈寿。又以意币20万为酬，这事国内外报纸竞相登载。许多国家的人都知道中国出了女性大艺术家。
但即使是这样一位知名人士亲自指导，前来学习刺绣的大家闺秀也没有达到门庭若市的地步。面对不景气的市场，沈寿又将目光转移到普通家庭的女性。刺绣不能只是大家闺秀的专利，还必须让学习刺绣的女性能够赚钱养家，必须“学以致用”。
基于调整后的思想，沈寿放下了刺绣大师的“架子”，明码时价地标出学员所需交纳的学费以及刺绣对于家用谋生的好处。招生牌上写着：“不拘年龄，暂不膳宿，每月学费二元。售出绣品余利以一半津贴学生，大约普通班每月可得二元至三元，高等班可得八元至十元。”
看到这样的介绍，不少妇女为之心动，即使在普通班学到一些刺绣技术，也能够将学费赚回来，如果达到高等水平，每月的收入那就太可观了。又学习技术又能赚钱，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没多久，第一期学员就全部招齐了(只有十几个人)。沈寿的刺绣技术，在天津找到第一批传人。
谈到这里，何志华有些遗憾地说：“刺绣的成品不像书画作品，每件都有作者落款，因此到底沈寿在天津有多少作品，还是一个谜。除去已知的4幅《罗汉图》，收藏界也了解不多。而沈寿的学员，也无法具体考证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沈寿的仿真绣作品，应该只为当时的达官显贵所拥有，毕竟她的作品非常珍贵。
张謇“抢”走“刺绣女皇”
沈寿在天津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平静时光。1913年8月，沈寿告别了天津，南下老家。转年，从南通传来消息———沈寿出任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而聘请她担当此职的，就是有“南张北周”之称的“南张”———晚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
张謇对沈寿早有了解，宣统二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沈雪君担任绣品审查委员，第一次见到了张謇，这年张謇58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做了民国总统，张謇以嵩山四友之一的身份，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农商总长，但念念不忘他在南通办的实业，于是辞职南归。张謇南归时，绕道天津见到沈寿夫妇，殷勤邀请沈寿到南通主持刺绣学校。余福(余兆熊)则任贫民工场场长，兼营上海福寿绣织公司业务。沈寿的几名弟子也同时随沈寿南下，成了张謇的职员。
何志华告诉记者：“1921年，沈寿病逝在南通，生前在南通培养了近千名学员。而这些学员大多为普通百姓家妇女，不但传扬了刺绣技术，而且也带动了张謇的发展实业计划，成为当地妇女的生活来源。如果沈寿能够得到天津当时实业界人士的重视，肯定会将技术‘留’在天津。”
沈寿的目标与兴办实业的目标有所相似，就是使普通妇女在“心灵手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学会谋生的手段。沈寿离开天津后，刺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大的起色。1930年，天津女子高等手工研究社的成立，人们关注的目光再一次投向刺绣。但是，参加这一刺绣学习的学员，已经与1912年时学员的身份有了微妙的变化，许多人都是大家的闺秀名媛。在100多名学员中，有30多人中途退学，而每科的学费为每月5块大洋(普通3口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若是普通人家的妇女，再怎么说也不会白白扔进这么多钱而退学。
据何志华介绍，20世纪30年代重新兴起的刺绣，从艺术上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只是有钱人家闺秀们消遣的一种时尚。与沈寿在天津传艺相比，属于两种不同的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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