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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左)主演的《茶花女》
广东会馆曾是全国著名的戏楼
盐商引来梨园艺术
天津的戏剧是伴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原天津市戏剧博物馆馆长黄殿祺这样评价天津的戏剧发展。
忽必烈统一中国并建立元朝，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朝代，本身生产力低下，统治者为了其统治集团的生存和发展从南方富庶地区大量掠取财富。元朝初年(1282年)施行海运漕运，粮食、贡赋等多自海道从南方运到北方由海口入直沽，并以大直沽为终点设置管理机构，有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货物经北运河送至大都。那时的天津被称为海津镇，而大直沽也由于漕运的关系从一个荒芜村落发展成为海津镇港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朝廷开始疏通运河，漕运逐渐由海运改为河运。应该说，元、明两代漕运的开通使天津成为南粮北运的枢纽。
在明代戏曲理论家祁彪佳的日记体《归南快录》里，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十五他由京南归，船过天津城的时候，“吴期生相邀，乘别船往彼命酌，观《白梅记》……”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记录天津演戏活动的文字。到了清代，清政府将长芦盐运署从沧州移至天津，使天津成为长芦盐港基地。至此，天津已经成为海运、粮业、盐务的中心，带动了商业和整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从而招揽了大批外埠经营盐业及其他行业的商人来津投资经商，这些人根据不同籍贯建立了各地区的会馆，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会馆文化，或称为盐商文化，天津的戏曲演出便由此开始。
茶馆戏园茶好戏好
其实，天津戏曲活动的开展郊县、村镇要早于城市，而且大都属于祈天、祭神、节庆、庙会等民间自娱自乐性的广场活动。像在东郊军粮城曾出土过唐代的歌舞俑；蓟县的白塔寺也发现过辽代的歌舞百戏砖雕，而且仅蓟县一地就发现古戏台遗址30余处，说明这一带的歌舞百戏早已流行。至于天津市区，据明末祁彪佳的《归南快录》记载，当时官绅在家宴中用戏曲飨客。演出剧目除以昆曲演唱的传奇以外尚有部分元曲剧目。大约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天津市区的戏曲活动才逐渐繁荣兴盛，但这时的戏曲活动仍多属于官府绅商的娱乐消遣。那时天津的一些仕宦绅商家里已经有私人蓄养的歌伎甚至戏班供自己消遣或宴飨宾客时演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为乾隆皇帝82岁寿辰祝贺，次年8月返回途中曾在天津作短暂停留。事后他回忆在天津的所见所闻时提及：“我们的小船在大致是市镇中部的总督府前，在对面的码头上，在靠近河边的地方，这时正搭起一个巨大华丽的戏台，一群演员正在这里演出种种不同的戏剧、哑剧……”依据这位来自外国目击者的记述，不难设想昔年天津戏曲活动的繁盛景状。
到了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商业繁荣，人口陡增，为开创小型娱乐场所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时期，天津出现了将舞台与观众席统一在一个建筑体内的室内剧场———“茶园”。茶园虽为戏曲演出场所，实际入园者主要以喝茶为主，听戏为辅。观众入园只收茶资，不收看戏钱。当时，茶园主要分布在侯家后、钞关一带，被时人称为“四大名园”的金声茶园、庆芳茶园、协盛茶园和袭胜茶园，以戏好、角好、水好、茶叶好、服务周到而闻名津城。
再到了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建筑、房地产、电灯等行业的发展和天津戏曲舞台的兴盛，茶园已不适应戏曲演出的需要，于是，戏园、戏楼、戏院相继产生。1927年，春和大戏院的出现是天津戏剧史上划时代的标志；1936年建成的全国一流剧场———中国大戏院，成为旧天津剧场发展的顶峰，凡能在此登台并能得到天津观众认可的演员，从此就算红了。解放前夕，天津共有戏院、影院、书场、杂耍场百余家。
北京学戏天津唱红
应该说，商业的发展确实为天津的戏曲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使这里的戏曲活动进一步发展起来。天津最早的戏曲种类主要是昆曲、弋腔，虽然没有本地产生的戏曲种类，但我国河北梆子和评剧等剧种的成熟、发展，京剧的发扬光大都与天津密不可分。
“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钱”，是旧时京剧界流传着的一句名言。京剧是徽调、汉剧进入北京后，接受了昆曲、秦腔的曲调和表演方法，特别是吸收了天津调，而逐渐形成的。京剧的第一代演员余三胜，第二代演员谭鑫培、汪桂芬以及“四大须生”、“四大名旦”都曾来天津登台献艺。无数演员在天津走红。近代又产生了“伶人十三绝”之一的刘赶三、“老乡亲”孙菊仙等天津自己的名角儿。从山西、陕西梆子脱胎出来的河北梆子一经出现，就在天津牢牢地扎下根，天津很快成为了其发展的大本营。
特别是1900年前后，天津出现的直隶新派梆子，即“卫梆子”，影响更大，不仅成了河北梆子的主流，而且大举进军京城，迅速扩展到全国。40年代，由于小香水、金刚钻等老艺人相继辞世，一大批艺人逃亡他乡或弃艺改行，河北梆子在天津已走到濒临灭绝的边缘。在逆境中，银达子、王玉罄等虽经千辛万苦，但仍痴心不改，誓不改行，坚守住了河北梆子在天津的最后一块阵地，直到1949年1月天津解放。
兼容并蓄造就人才
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后，租界林立、华洋杂处，使天津成为一个典型的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北方工商大城市。而天津又是一个由漕运、贸易发展起来的城市，外埠甚至国外资本的注入，人才的流入，异地、异域文化的浸润使它成为较少保守思想和传统偏见的近代城市。
所以，天津观众既重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不排斥创新求变的探索和实践，正是天津这种特有的地域文化、广场文化、盐商文化、会馆文化、茶园文化等相互交融孕育了天津的戏剧，也影响了几代人。于是它在文化方面兼容并蓄，汇纳南北各派不同的艺术风格，极少门户之见，吸引和激发了一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新型艺术发展。这也是后来天津涌现出许多戏剧、影视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新与旧、中与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中西贯通，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于是在戏剧和电影等领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像创立春柳社，开创中国话剧先河的李叔同；第一位引入导演制，并对北方话剧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张彭春；第一位创建中国新式戏曲学校的焦菊隐等。这些人都是出生成长在天津，深受天津地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传统戏曲艺术的熏陶，加上近代西方文化的浸染，有些人还曾出国留学。他们在戏剧方面的成就虽然有些不是在天津取得的，尽管有些“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味道，但不能否认天津对他们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艺术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没落戏剧期待救赎
天津这座古老的城市在600载风风雨雨中见证了戏剧的辉煌，也目睹了如今戏剧发展的没落。随着时代的发展，戏剧成为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角落，早先的茶馆、戏院、剧场被酒吧、影院、电视机取代。谈及天津戏剧艺术的现状，黄老感慨良多。戏剧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但多数国家与地区的戏剧衰落并没有到我们这样的地步。举个例子，捷克首都布拉格仅有113万人口，就是这么一个小城市每天晚上话剧、歌剧、芭蕾舞、木偶戏、杂技等多种戏剧表演形式都有演出，因此吸引大量的游客、观众。加上其他旅游项目，布拉格一年的旅游收入高达20亿美元。而咱们天津是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戏剧一年的演出量又如何呢！
有人说现在娱乐形式多了，没人愿意看戏了。可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人对此津津乐道。所以，戏剧面临困难原因并不在于电视的崛起以及娱乐形式的多样化，而在于体制。如今的戏剧家们丧失了追踪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演出的本领，管理者重创作轻演出，不是为演出而创作，反倒经常是为创作而演出，戏剧表演团体与一般观众的欣赏趣味之间越来越呈疏离状态，也使得很多悠久浓厚的戏剧传统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得到了较好的传承。
除去创作领域之外，戏剧目前还面临传播手段的问题。我们拥有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拥有无数优秀的演艺人员，却缺乏在目前这样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品与名角介绍给大众的途径与手段，这是戏剧在电视和流行音乐等艺术门类面前打了败仗的主要原因。确实，戏剧界很不善于运用现代传播媒介为戏剧的市场化运作开路，
必须承认的是，咱们的戏剧确实存在危机，历史造成的原因再加上戏剧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体制之中，很难吸引一流人才，都决定了目前戏剧的艺术水平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高度。当然，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但是等待决不是最好的办法。戏剧发展目前最为迫切的工作是尽快推进国有剧团的市场化改造，同时像其他经济领域那样，推进戏剧表演行业的“对内开放”，给民营剧团以“国民待遇”，通过多种所有制的表演艺术团体的公平竞争激活市场。同时，戏剧界不能只耐心等待政策的救赎，利用开放演出的机遇，主动开拓自我生存发展的空间，就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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