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80年代，一部反映护国运动时期的影片《知音》风靡全国，在剧中，京城名妓小凤仙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的监视，蔡锷得以回到云南，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运动。一时间，该片的主题曲，尤其是那句凄婉的“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歌词传唱大江南北，其中的传奇故事也让大多数观众误以为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从北京逃到天津的，记者日前在采访有关专家时却得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答案。
蔡将军 奉命调入北京城 筹安会 激起反袁大结盟
民国初年，北京政坛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已经步入20世纪十余年的中国，依旧漂浮着19世纪的尘埃。自从袁世凯扑灭了“二次革命”后，北京的街头空气中弥漫着复辟的味道。不甘失去政权的清朝遗老遗少们，经常与盘踞在故宫的小朝廷联络，妄图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拥有业已失去的权力。就在此时，野心极度膨胀的袁世凯掀起了复辟帝制的逆流。面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举动，一些掌握舆论权和军权的正义人士也着手准备时刻反击。于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这样展开了。
在辛亥革命期间，年仅29岁的蔡锷将军领导昆明新军起义，不久成立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总统后，策划了刺杀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全国舆论哗然，虽然蔡锷并没有公开反对袁世凯，但袁世凯对他并不放心，1913年10月，蔡锷奉调入京，先后担任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委员、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开始了两年的京城任职生涯。
蔡锷来到北京之初，还没有想到要反对袁世凯，但1915年8月14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成立了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此时的蔡锷和梁启超知道袁世凯称帝已经难以阻止，于是开始筹划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对蔡锷的监控非常严密，那么蔡锷是怎样离开北京到达天津的呢？
为起义 师生相约要分家 再密谋 敲定反对帝制路
1915年8月15日，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匆匆来到天津，与梁启超见面，共同商定如何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事后回忆，当时梁启超认为自己可以写出讨袁檄文，通过言论为反袁做舆论准备，而蔡锷则在军界影响很大，应该在武装反袁方面多做准备。
于是，在当时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寓所，梁启超、蔡锷等人就反对袁世凯称帝共同议定，由梁启超发表一篇文章，迅速而鲜明地打出反对袁世凯的旗帜，切实掌握舆论主动权，并力争通过推心置腹的规劝，促使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四起，生灵涂炭。蔡锷的任务是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面反袁世凯的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立即发动军事讨袁。由于武装反抗袁世凯需要时间，而蔡锷和梁启超的师生关系又是人所共知，为使蔡锷不致因为梁启超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文章而遭到嫉恨，他们约定在一定时间内，师生二人表面上要装作“分家的样子”。
蔡锷回到北京后，就开始玩起了迷惑袁世凯的游戏。先是带头开展了主张中国国体应该采用君主制的签名活动，并书写“昭威将军蔡锷”等六个字，并逢人就说梁启超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让人感觉到他与梁启超在政见上已经不合了。在个人生活上，蔡锷也经常出入北京的烟花柳巷，本文开头的小凤仙与蔡锷的那段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同时，他又电告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云贵两省，尽可能地向袁世凯表示忠心，以免耽误反袁大事。
施巧计 蔡锷如愿到天津 小凤仙 不曾助蔡离京城
尽管蔡锷表现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样子，但袁世凯此时对蔡锷还是有所怀疑，并于1915年10月14日搜查了蔡锷的官邸，此事发生后，蔡锷感到北京已经不可久留，蔡锷、梁启超等人秘密抵达天津，就起义一事秘密研究，最后决定，蔡锷回到北京为出走做好准备，梁启超则留在天津，准备起义的各种文告。另外，由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到云南。
蔡锷回到北京后，正巧白喉病发，于是他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试探性地向袁世凯请了五天假期，袁世凯不知是计，就应允了。五天后，蔡锷销假，公事照办，不久又以病情加重需要治疗为名，申请到天津治疗。袁世凯批给了蔡锷七天假期，蔡锷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由此看来，关于小凤仙帮助蔡锷出逃的说法，有演义的成分在里面，蔡锷到天津是公开的。
当杨度听说袁世凯让蔡锷离开北京后，立即提醒袁世凯，放蔡锷离开北京是放虎归山，袁世凯派出密探到天津跟踪蔡锷行踪，密探回报，蔡锷在天津，有时去医院看病，有时则到烟花柳巷，袁世凯才放心。实际上，这也是蔡锷放出的烟雾弹，他等到密探侦察稍微有些松懈后，于1915年11月8日的夜间，在夜色的掩护下，到达火车站，转乘日轮山东丸号离开天津。
此后，蔡锷从东京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再由河内回到云南，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运动。
任公津门寓所 师生共谋反袁
蔡锷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并师从梁启超，由此结下了师生之缘。梁启超对这个学生非常器重，在蔡锷将军患白喉病故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内悬挂着蔡锷将军的头像。这幅头像一米长，蔡锷将军身着北洋政府时代的军礼服，仪态端庄。
到达天津后，蔡锷利用尾随的密探松懈的时候，乘着夜色来到梁启超的津门寓所。在这儿，一批反袁人士在梁启超的联络下早已等候。当时参加会议的除蔡锷、梁启超外，尚有戴勘、王伯群等军界要人。
在随后的商谈中，他们经过详细讨论，为护国运动制订了具体的军事计划。会议决定：云南于袁世凯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则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可以会师湖北，直取中原。另外密派何鹏翔、黄实赴滇接洽，派彭权、何上林赴广西运动，派赵恒惕、陈夏初赴湖南接洽，派毕厚赴广东运动。
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讨袁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护国运动蓄势待发。
护国运动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申令，引起全国上下的一片反对之声。原云南都督蔡锷将军奔赴昆明，联络云南都督唐敬尧于25日通电反对袁世凯，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第二年蔡锷率领一军入川，与支持袁世凯的军队在宜宾、泸州等地展开激战，贵州、广东、广西等地相继宣告独立。北洋军阀内部反对之声日隆，袁世凯在巨大的压力下于1916年宣布取消帝制，企图回到总统的地位，但遭到各方的拒绝。同年6月，袁世凯死去，护国运动宣告结束。
梁启超 通宵达旦撰檄文 袁世凯 软硬兼施未奏效
1915年8月21日的夜里，书房内，梁启超在一盏白炽灯下奋笔疾书。当洋洋洒洒万余字的文章完成时，梁启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撂下毛笔，站了起来，他扶着窗前的栏杆，望着窗外，东方的天空已经微微露出鱼肚白，天亮了。
梁启超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在报刊上发表，以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决心和鲜明的态度。当北京方面得知梁启超撰写了这样一篇讨袁檄文后，在文章尚未发表前，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袁世凯称帝而拼命鼓吹的筹安会给梁启超打来电报，直接要求梁启超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而后，袁世凯又派出亲信夏寿田赶到天津，为梁启超带来20万元，希望梁启超不要发表这篇文章，被梁启超严词拒绝了。
9月1日，在北京的袁世凯收到梁启超的来信，袁世凯看到信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深知梁启超素来在舆论界颇有影响，如果这篇文章真的发表了，对他称帝绝不是个好消息。盛怒之下，袁世凯派人再次来到天津，威胁梁启超：“你曾经有过十多年的逃亡生涯，个中滋味应该非常清楚，难道你还要再一次逃亡吗？”面对袁世凯的威胁，梁启超笑着答道：“我在流亡方面的确非常有经验，但我宁愿再次逃亡，也不愿意生活在污浊的空气中。”铮铮傲骨，可见一斑。虽然身处租界的梁启超在人身安全方面还有一些保证，但此时在他的住所周围，已经布满了许多袁世凯的密探，每天都监视梁启超的行动。
异哉文 洛阳纸贵争相购 反复辟 任公振臂众人应
梁启超通宵写出的文章就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元青教授介绍，在这篇宏文中，梁启超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梁启超反对更变国体，反对帝制；二是劝袁世凯不要做奸雄。针对为袁世凯称帝张目的古德诺发表的《论共和与君主》进行批判，酣畅淋漓地驳斥了帝制的余孽是兴妖作怪。
文章中，梁启超对袁世凯一意孤行颇有惋惜之情，并进行娓娓动听的规劝，希望袁世凯能够慎重考虑不要复辟帝制。据元青教授透露，公开发表的文章与梁启超的原文有些区别，主要是去掉了一些更为激烈的言词。在初稿中，梁启超曾经痛斥帝制是倒行逆施，并声称，即便是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都赞成帝制，梁启超本人也决不赞成。后来，北京的一些朋友怕梁启超遭遇不测，就劝梁启超去掉这段文字，公开发表前，梁启超将这段非常激烈的文字删除，但文章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减弱。
虽然袁世凯软硬兼施不想让梁启超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梁启超还是决然将文章于9月3日刊登在北京英文报纸《京报》的中文版上。当天的《京报》立刻得到了读者的追捧，报纸很快就销罄。一些没有得到当日《京报》的公共场所，只好向人借报抄写，许多读者希望该报能够再版，甚至报纸曾经一度涨价。
9月4日，《国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销量立刻剧增，当时的读者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有3号的《京报》吗？如果有4号、5号的《国民日报》也可以。”直到9月6日还有不少读者到报社去购买前两天的报纸，从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读者的反应上看，这篇文章确实堪称讨伐袁世凯称帝的宏文，为护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舆论导向。据当时人回忆，在许多人为袁世凯称帝张目时，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给了那些人以沉重的打击。
|
